（风雨春秋收藏）
上图是去年收获的一张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旧纸。纸张棉薄，形式也简陋，但用语、标硃、官印妥妥的说明这是一张旧时的公文。不多的80余字， 记录了104年前的今天，甘肃文县陈知事期望张乡董上任后勤勉担当、稳妥慎重抓好禁毒工作的良苦用心。原文抄录如下：
文县知事公署 委任状
兹查，左化龙乡众民公举得张积德为该处乡董，合行发给委状。为此，仰张积德遵照担负禁烟完全责任，务须妥慎将事，毋得懈怠有负委任，此状。
陈其殷 民国九年五月九日
右状给张积德准此。
百年无废纸。一番探究，这张纸不简单。
一、状乃凭证。奖状、军令状、委任状......这里的状都是凭证的意思，兹以证明。委任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称谓，新中国一般称任命书，两者用途基本一样，都是给担当职务的人发的凭证。
（风雨春秋收藏）
二、知事公署即县政府。知事公署承于县衙，“衙”即官署，“县”为何意？“县”是“悬”的古字，形像悬首于木，后从“悬挂”的本义引申作维系、距离遥远之意。秦汉把“县”作为郡级以下行政区域的名称，意思是 地方政权直系中央。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县就是中央政府维系统治最为根基的一个政治区域。清朝的县政府，正式的称呼为“县衙署”，俗称县署、县衙，县长称知县。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将县衙署改为“知事公署”，知县改称知事。“知”表示明智、聪明，能够洞察事物的本质；“事”表示处理事务、管理事宜，合在一起，“知事”意味着能够明察秋毫、善于处理事务的官员。“知事”这个称谓漂洋过海，在日本得到了继承，现在日本的都、道、府、县的首长一律称为“知事”，如经常听到的东京都知事。
（湖南益阳县知事公署 牌匾是重点 注：图片来自互联网）
然而北洋时期县“知事公署”的称谓也有例外，这里赘述几句。
（风雨春秋收藏）
上图是我收藏的一张1924年民国北洋时期甘肃榆中县委任令，公文里不叫“榆中县知事公署”，而叫“榆中县行政公署”。遍查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的《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通篇只有“知事公署”的提法，如：
各县知事公署分科方法，量其事务之繁简，设二科至四科。
各县知事公署为缮写文件，办理庶务，得参照现行官制之例，酌用雇员。
政府机关的称谓是严肃的事情，县“行政公署”以及“县长蒋策贤”的用法不符合北洋时期中央政府的规定，是北洋政府继“组织令”之后又有新的行政制度？还是政局混乱，像榆中县这样偏远的地方别出心裁？查《重修榆中县志校注》，有这样的表述：
民国三年（1914），知事桂文衡到任，鲁莽成性，事事与地方为难......
民国五年（1916）春，改设警察所，所长以县知事兼之......
农事实验场在县府左侧。民国九年（1920），县长郑贤炤建。
史书虽未明确记载民国初年榆中县政府的称谓，但民国早期榆中县长以“知事”称之是无误的，不过最迟1920年，榆中就把知事改叫县长了，这时距离北洋政府结束统治还要7,8年呢。另，《永登县志》载：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平番县沿用旧制，但县衙改称县行政长官公署，知县改称县知事......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统治平番县，改名为永登县，县行政长官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下设科、局。
据此推测，北洋政府新政初立、时局不定，各县对中央政府的政令并未彻底执行。我查 阅了民国北洋时期甘肃10余县的“建置”情况，大多数依规而行，但还是有“永登县行政长官公署”这样的立异者，那么 “榆中县行政公署”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左化龙乡已湮灭。依然先探究一下为啥把乡叫“乡”。“乡”最初含义和吃饭有关，有了 地域的含义大概在西周时期。《说文》写到：“乡 ，国离邑，民所封乡也”。白话过来， 与国都相距遥远的地方便是乡。目前，文县及周边县区均无以化龙为名的乡镇。 资料记载，清时文县设有化龙等七乡，民国早期化龙乡又分为左化龙乡、右化龙乡。但民国1947年出版的《文县要览》各乡镇人口图中已找不到化龙乡，是名称更迭还是地域合并未能查明，大抵 对文县而言，化龙乡是个不那么重要的地方，不然不会短短二三十年“番号”都消失了。同为文县乡镇，碧口镇待遇就完全不同，名称保留至今。《文县要览》“重要市镇”一章记载：
本县市镇首推碧口，因白龙白水二江在玉垒关合流，行回十华里至此，有船直通重庆，本省药材水烟集中于此，以船运入四川，川省纸盐布匹亦多以船运此，再运往洮岷兰州，以此形成水陆码头，为本县最大商场。
（1947年文县各乡镇人口分布图）
四、乡董类乡长。清末至民国北洋政府初期，定乡为自治组织，乡议事会为议决机关，设“乡董”一人。既然是自治，那乡里方方面面的事情就是乡议事会说了算，根本上也就是乡议事会的董事长—“乡董”说了算。“董”的含义是监督、管理的意思，所以乡董和现在的乡长职能差不多，都是监督管理一个乡的最高职级官员。形式上，乡董由乡民公开推举（公举）后县长予以委任，乡长则一般由县政府提名，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董”制度存在时间很短，民国3年(1914年)就停办了，但是乡董作为乡的行政管理人员延续保留，继续承担一乡之责。
五、标硃系记号。这张委任状有6处用红笔点划勾填的印记，这叫“标硃”，是旧时官府在下行文上例行用硃笔标注的一套记号，有大小圆圈、点、勾等符号以及“行”、“遵”、“实”、日期等字，主要作用是标记文中重点、防止增添篡改，并体现官府威严。个人理解，点“委”是突出委任，表明这张官府公文的用途，同时也体现知事大人对张积德的信任和肯定；点“为”是表明原委，说明张积德是得到众乡亲认可的，官府顺应了民意；点“右”以示对张积德的尊崇。圈“状”和“此”，既有在段中最后一字做出标记防范增删涂改之用，也有凸显上级权威之意。红笔写上“九”后，这份委状就“活了”，它醒目地告知张积德，五月九日是知事大人签发公文的日期，也是你乡董生效的日期。
六、陈其殷何许人也？近代中国战事连绵、时局动荡，甘肃文县更是偏远闭塞、少有人闻。我粗略统计了一下，1912年至1949年， 中华民国存在的38年时间里，文县居然有43任县长， 县长走马灯似的更换十分频繁，一年差不多一个，甚至还两次出现一年四任县长的奇闻，文县混乱的政治生态可谓是当时整个中国的缩影。陈其殷从1919年履职到1920年离任，时间虽短，但做到了青史留名。 《文县要览》“名宦”篇收录了自宋以来文县著名官员10人，陈其殷即是其一。史书有关陈的事迹笔墨不多但很生动：
陈其殷，字雪舫，安徽宿松人，民国八年任文，洁己爱民遇事有担当。时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种烟筹饷，无敢樱其锋，公独□，奉命禁之益力，后孔以出巡为名，欲得而甘心，省长陈訚知其事，密电调任临洮，兼程驰去，始得免祸。
“洁己爱民遇事有担当”是后人对陈其殷的评价，这样的官员在当时黑暗浑噩的时代真如萤火之光，属实不幸。但同时陈其殷又是万分幸运的，幸运遇到了一个怜惜人才的大官陈訚，幸运陈訚及时知悉了孔繁锦借巡拿人的情报，幸运陈訚巧妙策划转危为安的计谋，方可使他“兼程驰去，始得免祸”，但凡其间一个差池，陈其殷定然做了镇守使的刀下之鬼。百年后脑补这一幕，简直能拍一部电影了。
七、孔繁锦何许人也？某种程度上，陈其殷的美名是孔繁锦成就的。孔繁锦和陈其殷是老乡，也是安徽人，他的亲哥哥张广建是袁世凯的心腹，自然而然成为了他最大的靠山（孔过继给舅父，从舅父姓）。1914年，张广建被袁世凯任命为甘肃督军，这是一个极大的官，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甘青宁三省的省委书记兼省长、省军区司令员（1928年甘肃省才一分为三）。张广建入甘时带了一只装备精良的北洋军混成旅， 军威之下，甘肃本地势力悄然归顺。1918年，孔繁锦受张派遣，率省防军三营驻扎天水，次年任陇南镇守使，使署在天水。这里的“陇南” 是一个地理概念，包括了天水、通渭、武山、甘谷、清水、秦安、徽县、两当、西和、礼县、成县、武都、文县、西固（今舟曲县）这14个甘肃东南部的县。“镇守使”虽然是军事官职，但由于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地方控制权实际掌握在镇守使手里，孔繁锦时称“陇南王”足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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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锦虽在张广建的庇护下成长，但他深知有兵才有权的道理，上任伊始就招兵买马壮大实力，经过发展他的部队达到近1万人。为给部队弄饷，他除了自造货币、增加赋税、搜刮富豪外，最重要的敛财方法就是 大开烟禁，种者收烟款，不种者收“懒款”，陇南一带罂粟遍地，群众戏称“万紫千红总是烟”。孔繁锦要种烟，陈其殷要禁烟，作为独霸一方“无敢樱其锋”的军阀，掌管14个县的土皇帝，怎会允许有人在他的地盘上公然违背他的命令？孔对陈一定极其痛恨，“欲得而甘心”生动表现了孔的愤怒。当然孔也忌惮陈的声望，不然不会“以出巡为名”掩人耳目，直接差一队刀斧手拿下便是了。
顺带一提，孔繁锦在天水八年是其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坏事干了不少，好事也干了不少，他在最失意时回到天水定居终老，说明对天水有深厚的感情。标题之问，不能简单用好人坏人这么幼稚的词语去回答，人的见识行为和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武力横征暴敛时他是军阀，通电修路办学时他又是贤者，看似矛盾分裂实则血肉真实。
八、近代甘肃烟毒之害。委任状一般只说委任事宜，但这张略有不同。委任之外，直接明确了张积德“担负禁烟”的工作职责，还提了“妥慎将事”“毋得懈怠”的工作要求，感觉得出来文县毒品之泛滥，形势之严峻，陈其殷整顿治理之急切。《文县要览》载：
文县毗连四川平武青川及松潘之南坪烟区，影响禁政殊深，以致三十年全县普遍种烟，造成特殊局面。
文县如此，甘肃又如何？民国时期，甘肃是中国西部毒品的重要集散地，是中国六个毒害严重省区之一，吸食鸦片人数一度达到30万。前人记述：
永登农产品中十之五六为小麦，十之三四为罂粟；临泽沿兰新公路一路上罂粟花怒放；武威罂粟花盛开宛如芙蓉。
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写道：
宕昌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烟果林立，叶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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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毒之害官民皆知，俞蛟《梦厂杂著》里写的传神：
“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奄奄若病夫初起”
人为病夫，国亦如此。可叹烟毒为何久禁不绝？ 一则甘肃系农业省，所供有限，靠田赋很难维持政府运转，尤其是庞大的军费开支。《筹办夷务始末》记载，“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靖远县志》载：1923年，靖远县上交大烟种植税收50万元，《甘肃通志稿·财赋志》载：1926年甘肃财政收入为445.54万元，虽然当时的统计方法不一定科学，覆盖面可能也不全，但这种粗略的比较还是有一定意义，从中可以发现仅仅一县的种烟税收就相当于一省财政收入的11%，鸦片收入是甘肃乃至全国许多省份的财政支柱所言不虚。二则民国采取的禁烟政策不坚决不连续，时禁时放，即便禁时出台如分期禁绝、颁发戒烟执照等政策也藏有“禁税并重”的目的，既要禁烟又要抽税，说白了还是抵御不了黑金的诱惑。
上面这些原因其实还是表面的，国家涣散才是烟毒不绝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将烟毒之害提升到耗损民族精神的高度，迅速开展全国禁毒运动，只用了3年时间就将旧中国肆虐的烟毒活动基本禁绝。有人说，现在国内毒品依然有啊，还很猖獗，其实毒品50年代禁绝后，良好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当时新一轮国际毒潮泛滥，我国西南边境毗邻世界最主要的毒源地“金三角”，境外贩毒势力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之际，通过过境贩毒引发了毒品死灰复燃，这和旧中国毒品泛滥之因完全不同。1982年云南成立专业禁毒队伍以来，禁毒战线已有60人牺牲，300多人负伤，这组冰冷的数字反映了现代禁毒斗争的残酷和国家禁毒的必胜决心。
旧纸无言，史海钩沉，这是一份珍贵的甘肃禁毒史料，让我们得以管窥百年前陇原大地的社会动荡，民生疾苦。 旧纸凉薄，承载厚重，这是一份很好的爱国主义宣传资料，让我们倍加珍惜今天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