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夏文明发展的过程来看，一直是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也是因为社会制度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又因为自秦以后，习惯于权力集中的制度，所以，每一个阶段社会发展状况如何，与当前的领导集团的能力有着很大有关系。
实际上自秦始皇之后，每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都会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建功立业。当然，也不排除那些偏安一方，占着位置的皇帝。
之所以处于分裂，一定是条方实力接近均衡
战国时期，秦一枝独秀，所以横扫六国，秦之后，主要力量分为汉楚，其他的诸侯忽略不计，结果刘邦把项羽给灭了。
到的东汉末年，曹平了北方，孙权占据江东，刘备在赤壁一战发了家，占领了荆州和益州。除了孙权之外，曹操和刘备都想一统天下，无奈三位领导人各领风骚，各自手下都有能人。其他的像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张鲁等人都被淘汰出局。
形成三大势力，相互攻守联盟，所以这种局面持续了近百年，直到司马氏篡位，蜀、吴败落，晋雄起，立马统归了司马氏。
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后，建立了晋，本来是一副好牌，被司马师打坏了。因为他同时也制造出了更多的内外动乱与战争因素。可以概括为四句话：帝君昏、大封王、削州兵、内乱起。
原本周边的游牧民族被曹魏收拾得差不多了，结果到了晋，没等外敌入侵，自己先乱了起来，
不但没有开疆拓土，反而以为天下太平，过起了荒淫无度的生活。这是在历朝开国君主难得一见的。
然后封同姓王，晋武帝司马炎没有吸取西汉初年刘邦大封同姓王，导致七国之乱的历史教训，先后封了五十多位司马氏同姓王。每一位王的封地都是一个“国”，遍地都是司马王。司马氏家族以外的功臣和异姓世家大族，一共封了五百多位公侯。这些王、公、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集团，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被他们占有。
还立了一个傻太子司马惠，晋武帝下了一道“裁军令”，削去州郡之兵。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资治通鉴·晋纪三》)也就是说，只留中央军，不留地方军;地方只保留一百名至五十名武装官吏。
交州牧陶璜上奏说，南方“群夷未服”，不能削去州郡武备。侍御史河西郭钦也上疏说，西北方向“戎狄强犷，历古为患”，如果撤了边备，胡骑“不三日而至孟津”，逼近洛阳。眼下不但不应该削去州郡兵，而应该利用灭吴之威，利用这些功勋卓著的谋臣猛将之略，“峻四夷出入之防”，这才是“万世之长策”。
但司马炎早已被灭吴胜利冲昏了头脑，固执己见，对上述意见一概不听。他认为天下已经大定，为了防止东汉末年各州郡群雄并起、纷争割据的局面重演，必须坚决裁去州郡之兵。晋武帝没有记住“天下太平，忘战必危”这句至理名言。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西晋“去州兵”是导致北方游牧民族蜂拥而入、纷纷建立割据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八王之乱为导火索。本来已经老实了的匈奴后人刘曜终于忍不住了，起兵选择，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押往刘汉政权都城平阳，两年后被杀。西晋灭亡。
这时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南北朝170年，而五代十国的局只存在了70年
因为西晋被灭后，建兴五年(公元317年)三月，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立宗庙，建社稷”，这是东晋的起点。建立一个东晋，意味着汉民族的正统由西晋转为东晋。
北方基本处于一个胡族统治的时代。东晋作为中国历史传承的正统王朝，只占有东南沿海小小一角。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种奇特景观：一个对一群。北方众多割据政权之间频繁开战，打得你死我活，原本他们的共同敌人只有一个：东晋王朝。可是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几乎成了躲在一旁“观战”的角色。
而东晋也乐于偏安一方，几次不痛不痒的北伐也无疾而终。(祖逖北伐、桓温、庾亮、庾翼兄弟北伐)
北方的胡族们互相之间也是打得不可开交，像北魏还修起了长城，原来是汉民族用来防游牧民族的方法，被他们捡了过来
淝水之战
一场淝水之战，以相对以弱小的东晋取得胜，使全国统一的时间又往后推移了N年。
而东晋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后，很快陷入了严重内乱，迅速走向灭亡。 南方群雄割据，处于了一种分裂的状态。
最后才由杨坚实现大一统。进入了隋朝。
而五代十国则是有朱温灭唐开始
之前的黄巢起义已经乱了很多年，五代十国，短短几十年这么多人物登台称帝，又深刻诠释什么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崛起时天时人和，外界一安逸又立马恶性显现，内斗，一代不如一代，导致朝代更替频繁，真就不知吸取教训。
没有了正统朝庭的存在，加上周边胡族的入侵如辽。
所谓人君臣伦理在这个时代是最不值钱的，手下起兵造反简直是家常便饭，
最后是赵匡胤陈桥兵变，夺了后周的政权，统一了南方，而北方大部分地区被辽、金占着。整个北宋和南宋都没有实现在大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