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农耕文明开始，累朝累代，向来讲究“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也即重视“粮食安全“。历史上每个朝代的开国君主打下江山后，第一件事便是“高筑墙，广积粮”，以期国泰民安，社稷长久。从五胡乱华到隋朝一统，几百年的战乱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饿殍遍野。隋朝初年，关中大旱，出现大面积饥荒，朝廷和官员的供应都无法保障，隋文帝只好率群臣前往洛阳就食，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逐粮天子”。这种情形给杨坚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二)隋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隋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义仓”(又叫社仓)。即政府出面号召组织，百姓自愿交粮，以便赈灾自助的民间粮食储备措施，丰年时，百姓将余粮交存到本乡的“义仓”里，等到荒年或青黄不接的月份，就分“义仓”的粮食吃;丰年交多少，灾年怎么分，全由本乡乡绅和百姓商议决定，地方官吏只负责出面协调。
(三)这本是一件惠民救急的好政策，理论上无可挑剔。但天朝的事情就是这样，无论多好的政策，施行起来就走了样。一些乡绅挟势力，厚亲族，薄远邻，致矛盾迭出，官司不断，给本来就觊觎这眼前肥肉的地方官吏以借口，趁机插手，直接管理，形成了事实上的“国进民退”，从收粮到仓储保管，再到何时放粮，全由地方官员说了算。
(四)到开皇十年，隋文帝以“义仓”设在民间，粮食损耗太多为由，下令所有“义仓”纳入所在州衙门管理(无形中增加了粮食运输的成本)，“义仓”由民间自救储备转变为国家粮食储备。稍后，杨坚更下诏，强制百姓往“义仓”交粮，从最初的劝导自愿，变成强制性国家税外之税(这也是古代专制王朝的死结)。“义仓”“国有化”后，短短几年，户部便报告：“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据史料记载和后世学者推算，全国的“义仓”储存量达到了汉武帝初年的总量，“文景之治”用了七十多年积累的粮食数量，隋朝十几年就达到，也即积累的速度是汉文时的五到六倍。
(五)这里边有一个问题：汉文到隋文虽然经过了七百年，但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生产效率也提高有限，如此快速积累的财富(粮食)从哪里来呢?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因素外，最主要的一个解释就是：朝庭与民争利，财富迅速大规模地由百姓家中转移到国家(隋杨)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资源和要素由广大乡村向少数城市流动集聚。
(六)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国富民穷”，“城市繁荣”，“乡村凋蔽”。隋文帝相较还是节俭、仁厚之君，但在他后期，已出现了“人多饥乏，百姓逐食”的情形。至隋炀即位，各级官吏腐败怠政，或相互欺瞒，上下其手;或事不关已，不及时报告朝廷、救济饥民，任由官仓粮食霉烂。杨广其人又刚愎自用，一惯听喜不听忧，“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官员便投其所好，上奏：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自已住在长安、洛阳城里，以为国库充盈了，城市繁华了，老百姓自然也很富裕，索性歌舞升平。及至烽烟四起，还荒唐地认为是个别奸滑之徒在煽动(十个人的口粮被三两个人享用，其余饿肚子的七人就要闹事)。
(七)唐高宗李治时，大臣高履行向其有“隋朝积存的粮食够当时八百七十万户吃五十年……”之奏言，后世一些文人学者据此便机械静止地认为隋给唐留下了足够吃几十年的现成粮。殊不知，除极少数零头因战火隐没(唐时发现已霉烂)，一部分毁于战乱，大部分已被饥民乱兵吃光(难怪古代把当兵叫“吃粮”)。李渊进长安时，长安已无粮，先遣平阳公主在远郊扶风武功一带向大户借粮以募兵。至唐太宗初年，向突厥用兵时，还向商人富户借粮。放着官仓里隋朝留下多的吃不完的粮食不用，向商人借，这说得通吗?
(八)李世民登基后曾说：“凡理国者，务积于人”，只要百姓手中有粮，朝庭心里就不慌。于民让利，藏富于民，大河有水小河满，与其等着百姓决堤放水，还不如自已主动开闸泄洪。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这样说，也这样做，因此才有“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综上分析，隋留给唐够吃五十年粮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网友对此评论道：那是形容隋朝富裕，说国家五年不种不收，国家照样兴旺，说他的丝绸财宝之物类，库存量应用五六十年还有可能的，。隋朝因征高丽国损兵损粮，粮食一经是空虚的未期。那时侯的技术，粮食也不可能畜存五六十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