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一个奇特的朝代，以道德为衡量一切的标准，道德高尚的人做什么都是对的，道德有瑕疵的人不论做什么都会被人诟病。再比如说你的家人亲戚如果犯了法，如果你袒护他们，别人就会称赞你，甚至因此而出名;相反，如果你秉公处理的话，人就会认为你不道德。这是礼教束缚，道德高于一切的社会，既没有尚武的风尚，也没有改造国家，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宏远，所有的目的就在于人民能吃饱肚子，维持住大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的统治地位。
首先，我们来看，明朝最流行的学说是程朱理学，而且此时的理学已经非常成熟，已然成为儒家正统，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也给它披上了一件亮堂堂的外衣，也迎合士大夫们志趣高洁的性格;其次科举的完善和发展为国家选拔人才，同时也为文官集团源源不断地提供生力军;另一方面明朝的八股取士，从思想上禁锢文人，进而控制文人，朱元璋本意是要控制文官集团，加强皇权，但这种禁锢和控制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文人们读死书，不识五谷，不通实物，比比皆是。明朝官场讲究人情关系往来，同窗、同门、同乡、同年、老师学生，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更容易让官员们抱团，这就为文官集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我们从头来看看，明初，朱元璋、朱棣都是很强势的皇帝，对朝政的掌控力度很强，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更是对文官集团进行了几次清洗，胡惟庸案，郭恒，数万官员被牵连;另一方面荒废了近百年的科举制度刚刚恢复，文官集团势力还很弱，还不足以和皇权对抗。靖难之役的成功，为文官们的投机带来了红利，文官实力得到加强，此时明朝武将的势力还是非常强大，地位明显高于文官，为了对武将们有所制衡，朱棣创立内阁，文官们终于可以接触到帝国的最高权力，和武将势力、新兴太监势力成为皇帝下面的三驾马车。
仁宗、宣宗时，武将势力受到打压，尤其是汉王朱高煦造反，大批武将或杀或贬，仁宗时正式设置了守备太监和镇守太监，以分武将之权，又使文臣参赞军务，以牵制武将，避免武将拥兵自重，文官和太监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内阁大臣也从皇帝的秘书，变成了皇帝的政务顾问，品级更是从五品升到从一品，权力越来越大，明朝开始形成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随着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宣宗为了避免大权旁落，开始扶持太监，设立内书房教导太监，起用太监代行批红权，一方面牵制文官，也更好地帮皇帝处理政务。最终形成司礼监和内阁互相牵制，皇帝居中大权独揽的局势。
土木堡之变之后，武将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勋贵们死伤惨重，而此时因为拥立景泰帝，击败瓦剌有功，以于谦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第一次掌握国家政权，从此之后，政治场的主角变成了文官集团和皇帝，虽然此后有夺门之变，文官集团势力遭到武将势力和太监的反扑和打压，但文官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力量。宪宗后期，皇帝荒废朝政，耽于玩乐，国家政务赖于文官来运转，文官集团已成为限制皇权的主要力量。为了限制文官权力，太监势力开始抬头，孝宗、武宗文官们和太监们进行了拉锯战。武宗重用太监，以刘瑾等“八虎”来抗衡文官们，在与皇帝、勋贵、太监的斗争中，文官们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实力也增强了不少。
嘉靖皇帝绝对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最聪明，天生的权术高手，嘉靖帝刚即位，就掀起了“大礼议”事件，数百人被杖毙，文官们一下子被镇住了，嘉靖皇帝才能几十年不上朝，仍把国家权柄抓在手中。可是嘉靖死后，文官们又重新掌握国家政权，特别是万历年间，虽然有张居正这个异类，限制了文官势力的发展，但在其死后仍受到文官们的清算，万历皇帝更因“国本之争”与文官们反复斗争，最终屈服于众意。似乎认清了文官们的嘴脸，此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听之任之，文官势力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天启皇帝不得不通过魏忠贤来限制文官们，崇祯即位后打破了这种政治平衡，文官一家独大，再也没有人可以限制文官势力的膨胀，不过在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女真人的崛起下，这种膨胀势头被毫不留情地戳破。
儒家主张“仁政”、“王道”，其政治理想是“大同”，在政治上提倡皇帝“垂拱而治”，百官各司其职，帮助皇帝实现太平盛世，文官登上政治舞台，有利于形成了完整地政治运转体制，稳定国家形式。文官集团的壮大，打破了政治平衡，皇帝不得不重用太监，终明一代，文官和太监的斗争从未停止过。文官们似乎很喜欢和人斗，不仅和太监斗，自己内部也斗争激烈。
比如嘉靖时期，就有以严嵩为代表的严党和以徐阶为代表的徐党的斗争，万历时，有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宣党、昆党。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文官集团不受限制的壮大，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斗争。明末党争几乎是东林党和全国党派的斗争，绵延数十年，国家朝政也因此败坏得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不能说明朝亡于党争，但党争也让国家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