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太学生干政的现象，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虽无结社现象，但已开启了明代士人结社干政的先河。 明代的党争与士绅结社是桴鼓相应的。换言之，士绅讲学、结社活动的存在，其影响必然波及朝政，从而在朝内引发朋党之争。同时，由于科举制度极盛，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纽带盘根错节，再加之同乡、同道关系的影响，明代党争更趋复杂化。 明代党争，至明末尤盛，一直延续至清初顺治、康熙两朝。明末党争，燎原于神宗万历初年。当时张居正秉政，大权独揽，采用高压的手段，言官形同木偶。不过，言官的舆论表面上似乎已被剥夺，内里却更是膨胀。
而一般无耻士大夫，借此机会弹劾正人君子，以取媚时相。例如赵用贤，以弹劾张居正“夺情”而被杖，户部郎中杨应宿复力诋用贤。高攀龙、吴弘济等又来论救，皆被贬谪。关于此，《明史》有如下揭示： 自是朋党论益炽，中行、用贤、植、东之创于前，元标、南星、宪成、攀龙继之，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云。
由于廷臣的党比，随之也就产生了党派。(注：明末朝臣中君子、小人之争，以及“党”之形成，究其原因，冯柯已是一语道破：“季世邪正相持，小人树党掊击，君子不得已，立援以胜之。党之名所由起也。小人以利合，君子以气投。利易入而气亦衰，是以小人之党固结不解，而君子之党每每疏，而反为所破。”从中不难发现君子党败于小人党的根本原因。
在万历二十年(1592)，湘潭人李腾芳劝王锡爵不要三王并封，迁左谕德。腾芳与昆山顾天埈善，天埈险诐无行，为世所指名，被弹劾罢去，腾芳亦投劾归。于是，当时有顾党、李党之目。这是分党的张本。到万历三十八年，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招收党徒，专与东林作对。天埈昆山人，宾尹宣城人，那时就分称其为昆党、宣党。到万历四十年以后，又有齐党、楚党、浙党之分。(注：东林、浙党角力，始自国本之论。关于此，可引下面史料加以进一步申述：“国本论起，言者相继。政府惟王家屏与言者合。力请不允，放归。申时行、王锡爵皆宛转调护，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时顾宪成以疏救冢宰，削籍。锡爵尝语宪成曰：‘当今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宪成曰：‘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宪成既谪归，讲学于东林，故杨时书院也，有志之士争归之。沈一贯为相，持权求胜，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
齐党有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党有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党有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则为三党的主谋。天启初年，东林党又得到政权。齐、楚、浙三党在万历四十五年三党专政之时，就产生了裂痕，东林党的汪文言因机而起，破坏了三党。至魏忠贤擅权，那三党不得志的人全都加入了运动，把万历、泰昌两朝的纠纷安在东林党的头上，东林遂成众矢之的。崇祯帝即位，去除了阉党，东林的势力一度抬头，但不久又陷入纷争之中。据谢国桢的研究，崇祯时期朝内的政治派别可析为以下三个系统：第一是东林党，像文震孟、钱龙锡、孙承宗、范景文等人即是。第二是周延儒的一派，像王应熊可以归入此类，后来周派依附了东林，就与东林党合流了。第三是温体仁一派，这派势力最大，流传很远，如薛国观就是他的嫡传。
明末党争，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如弘光朝中，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阮大铖系统之争;隆武朝中，又有武臣如郑芝龙、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苏观生、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永历朝内，党派分歧也存在，上下尸素，各自为党，严起恒、朱天麟等为一党，洪天擢、袁彭年等为一党，吴燝、刘湘客等为一党，陈世杰、杨邦瀚等又为一党，不久又归为吴、楚两党。
明朝的党争是源于文官之间为了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的，但是也与朱翊钧的放任不管脱不了干系。在此期间，文官斗的你死我活，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进一步缩短了明朝灭亡时间，因此可以说是明朝亡于党争、党争始于万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