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有关清朝的历史资料，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地方大员，进京后都会住在寺庙里。
外放的官员，或等候面圣，或到有司衙门述职，或等候调用交接等等，经常需要进京城，而且需要在京城小住。出门在外，先住店后吃饭。安顿下来才能把事办。所以，选择下榻之处，是这些大员进京后的第一选项。
照实说，寺庙是佛门不俟自身净地，不该接纳世间名利之客。可是封疆大吏们进京后都寓庙而居，实在令人有些费解，追根溯源，这还要从顺治初年说起。
顺治三年(1647)上谕："当防备各地来京官员，由五城御使督令司、坊官员时加访缉"。于是，外地来京的官员也就不敢下榻在京城任职的同乡、亲友、故旧的私人宅邸，以防御使以"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的罪名令兵马司指挥等官员暗中进行缉访，找出些蛛丝马迹来"闻风参奏"。若被人参上一本，不仅自身受累，还会连累朋友跟着吃挂落。
私人宅邸不行，住"逆旅之宅"总该是名正言顺吧。可是朝廷又有立法，禁止二品以上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等娱乐场所，就算是违制，轻者降工资扣资金，重者降职降级。虽说旅馆客栈不属于娱乐场所，可旅馆客栈却喜欢开在这些娱乐场所附近，生态链啊!清代的旅馆搞的多元化经营，除了具有茶楼、酒肆的功能外，一些大的旅馆自己就有这些娱乐场所，甚至还有妓院，而且还经营富商家举办堂会、请名角唱戏等服务项目。封疆大吏们要是住在旅馆里，难免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如果再让"御使"们钻了空子，那就是有口难辩。所以旅馆客栈是坚决不能住的。
不住旅馆，住会馆吧，招惹的是非就更多了。会馆类似于各地的驻京办事处，按理说，来京的地方官员是可以暂住的。但是在这些地方，人员比较杂乱，是应试的举人和进京的商人云集之所。官员住进去会和这些人有同省乡情，彼此难免有些旧谊，容易被怀疑成是在和商人进行勾结，或者是在为考生走后门，说不定其他官员看到就会参一本给皇上。弄不好就落个"聚乡党讽议朝政，通商贾为官谋利"的罪名。再者，中国自古就有"富贵不压乡党"之说，封疆大吏住进会馆后，要求安排工作的，请求救济照顾的、请托承揽项目的，接蹱而来，实不堪扰。要是临行时，会所负责人拿出"赞助单子"来送行，看在乡情面子上，又不得不破费一笔，钱花多了、少了都会有损官声。所以封疆大吏们进京后还是不住会馆为妙。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封疆大吏们有的是银子，既然进京不便入住熟人家、旅馆、会馆、干脆在京城安个家，进京时，住在自己家中，一切麻烦就可以避免了。实际上封疆大吏一旦在京城起屋建宅，将是后患无穷的下下之策。在清朝，如果你不是京官出身，是不允许在京城拥有私宅的。就算是封疆大吏没有圣上的旨意，也不能擅自进京。顺治年间就规定：五城兵马司有个职能，就是查访外地官员在京城是否购地置业。所以这些外官，即便再有钱，也不敢在京城买房子买地开买卖。
从皇帝的角度说，外省的封疆大吏，在京起第建邸，难免有窥测朝廷之嫌，虽然不能说是有不臣之心，但也算是其志不在封疆。
从御使的角度来说，督抚大员们建邸京师，其意必在"钻营嘱托，交通贿赂"。而御使、科道、内阁中书等皆能左右京中"清议"(舆论)，以致影响皇帝的视线。
从乡情、私谊角度来说，外官开第京师，无疑是建了"第二会馆"(私人会所)，各色人等，出入来往，难承其扰。
总之，封疆大吏们不会在京城安"家"给自己找麻烦。可是朝廷又不设招待所，督抚们进京总得有个住的地方吧。
你看看，这样一数，官儿越大反而越没地方住了。这样一来，为了避嫌又能清静，最好的选择就是寺庙了。读书、品茶、参禅、静心。既没人惹你，皇帝知道了也许还会夸你爱学习有境界。
那时京师有"寺庙甲天下"之称，仅佛寺就有一千多所。大的寺庙不但建筑规模壮丽、而且寺内环境舒适，翠柏修竹，劲松古梅，交映成趣，诚有闹市园林之雅。客房之中宽敞别致，窗明几净，可谓士人之居。斋堂素餐，清淡可口。于是封疆大吏们，进京之后纷纷择庙而居。下榻寺庙，既可免私邸之应酬，亦无旅馆之喧扰，又能离会馆之是非，还可除安家之麻烦，何乐而不为?
况且寺庙乃佛门之地、不拒众生，是开放之所，人人皆可以进庙烧香礼佛。封疆大吏们来往于寺庙之中，表示自己坦坦荡荡，不谋私、不钻营、不嘱托、不贿赂。寺庙里没有那么多世俗的东西，而且也比较清静，所以通常情况下官员进了京城之后，都会住进寺庙里。而且寺庙方面也是非常乐意这些官员们住进来的。一方面这些官员能够帮助寺庙提高知名度，另一方面官员的打赏要比一般香客多的多，所以寺庙是不会拒绝的。
下榻佛前，庙高而栖，可谓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