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古代朝臣们的主要工作便是上朝议事、进谏参奏，且往往是天还没亮就要整装入宫，可谓是“鸡鸣即起”。明初诗人高启的《早至阙下候朝》中这样描述，“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拱门未放朝”，也就是说，月亮仍明晃晃在天上挂着的时候，大臣们就得赶到紫禁城门前等候，但距离宫门开启却还有一段时间，这就意味着那些可怜的大臣们只能饿着肚子、拘谨地站在宫门外强颜欢笑。
正如现代社会的上班族一样，朝臣们晨起入宫“上班”，回家后继续处理政务，而皇帝便是他们的老板。只不过皇帝的上朝时间大多是在卯时，即现在的五点至七点，而大臣们由于家住皇宫外，且多是步行入宫，耗时太长，不得不半夜就起床梳洗，凌晨两三点就要准备入宫。据大明会典记载，早朝时大臣们须得穿越半个京城在凌晨三点前往午门外排队等候，待到凌晨五点左右城楼上钟声响起，宫门大开，大臣们方能依次进入。若有不能按时到达者，轻则罚奉，重则贬官。除此以外，大臣若出现咳嗽、吐痰或履不稳重等“大不敬”行为，便会被负责纠察的御史记录上报，可能面临着不小的惩处。
如此看来，古代朝臣的工作生活并非影视剧中看起来那样轻松，除了半夜爬起来上早朝，还要承受着伴君如伴虎的巨大心理压力。想必很多人还有一个疑问，既然上朝时间如此之早，那么大臣们的早饭是如何解决的呢?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皇宫某处殿院里支起了一个早点摊，许多大臣穿着朝服坐在小桌前吃早饭，早饭种类多是油条、粥、油炸果饼等，与现代社会早点摊的情形一般无二。
这个地方叫做天街，位于军机处门外的隆宗门，是进入乾清门的必经之路。由于朝会开始前所有大臣都要在此处等候，且来的时辰太早，大多数官员都来不及吃早饭或没早饭可吃，一些心思灵巧的太监们便看到了商机——摆早点摊。说来也巧，皇帝的律令里并未说明禁止在此摆摊经商，太监们便钻了空，暗中打点安排，早点摊就这样顺顺利利地开了张。
虽说这样的早点摊并不“正规”，但卖的食物倒也丰富。步军统领衙门寿森的词《忆江南词百首》中就描述了隆宗门的早点摊，“前朝忆，忆得出隆宗。苏造肉香麻饼热，炒肝肠烂杏茶浓”。清末何刚德的《话梦集》中也有叙述，“军机处阶前，每晨必列烧饼、油炸果数件，备枢臣召见后作为点心，可谓俭啬极矣”。苏造肉、芝麻烧饼、炒肝、卤煮、杏仁茶等都成了北京的经典小吃，其中苏造肉在众多早点中尤为著名，据晚清太监信修明的《宫廷琐记》所载，紫禁城中有个“苏造肉周”做得一手好肉，“肉汤煮面火烧，加肉，香美无比，亦为大内之浮摊买卖”。也有人说这道苏造肉正是如今卤煮火烧的前身。
由此可见，隆宗门的早点摊不光能够从王公大臣手里捞到不少钱财，就其作为餐饮店而言，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味道也处于较高的水准，做出了一番不小的成绩。
早点摊带来的收益有目共睹，因而皇宫里渐渐又冒出两个私人饭馆来。据升平署太监耿进喜所说，前清时在东长房即如今的“故宫文创馆”处开有两个饭馆，一个叫四合义，一个叫六合义，“专做内务府及太监之买卖”。据闻四合义的掌柜姓王，主营“猪羊二荤、大饼炒菜”，与皇城外的“二荤铺”相似，以其物美价廉的特点吸引了许多顾客。
内务府员工常来此处吃饭，有嘴馋的太监也会来点上一份酱肉卷饼和豆儿粥，价格不贵，又很美味。名气渐起，甚至皇后、妃嫔们也常叫太监到四合义买酱肉卷饼吃，这都不足为奇。四合义饭铺凭借一己之力，让这庄严肃穆的紫禁城有了些许的烟火气。
其实在明朝初期，皇宫里专门设立了一处供大臣们吃早饭的地方，朝会结束后，饥肠辘辘的大臣们只需高呼一声“谢主隆恩”，就可以悠哉悠哉地前去吃一顿免费的早饭，饱餐后就可以回家去了。如此优质待遇，兴许是由于朱元璋带领臣子打下江山，养成了同甘共苦的美好品德，加之领导班子小，多添几副碗筷绰绰有余。但随着明朝中央团体的不断壮大，官员人数日渐增多，若是继续日复一日地“管饭”，国库实在吃不消，于是到了明末，官员们只得依依不舍地同这个制度告别。而在更早的唐代时期，官员的待遇更好，不仅只要上半天班，京官下朝后还能享受一顿宫廷级别的午餐。
除了在皇宫里吃早点摊，也有部分官员选择在宫外吃。70年代电影《倾国倾城》中就有官员们上朝前在东华门外吃早点的情景，他们一个个“朝珠补褂，顶翎辉煌”，却都捧着碗蹲在街边摊上大快朵颐，吃的无非是些馄饨、豆腐脑、米粥之类，一眼望去这违和的画面倒有些好笑。但这些“有失官体”的官员大都是中下层，地位显赫些的自然不会选择这般狼狈的方法，他们大多会去小饭铺，吃些浆粥、油条等。
总而言之，世人印象中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紫禁城，其实也有着藏着市井灵魂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