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咏史怀古诗歌中， 秦始皇经常以暴君形象出现， 他实施苛政、善用酷刑， 晚年还是个不务政事、寻仙求道的昏君， 很少有人能提到他一统六国的壮举伟绩。现代把秦始皇称作“千古一帝”， 而古代文人为何对他竟如此的“恶言相向”呢?
司马迁《史记》的最早导向
后代人们对秦始皇的感知首先来源于伟大的史学著作《史记》。司马迁在《史记》认为:“秦王怀贪鄙之心， 行自奋之智， 不信功臣， 不亲士民， 废王道， 立私权， 禁文书而酷刑法， 先诈力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始 。”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史学成就极高的巨著， 同时也是一部富有文学情调的的佳作， 因此也饱沾上了不少个人情感。司马迁借尉缭、侯生、卢生之口指责始皇， 实际是在表示自己乃至当时整个社会的看法。很明显， 司马迁的这一段评价， 对后人了解秦始皇， 甚至给整个咏史诗坛的吟咏定下了一个基调。
后人读史了解秦汉， 无论是史官还是普通文人， 一般都会先去拜读司马迁《史记》， 司马迁的叙述和评价成为了古人了解秦始皇行为品德的主要来源， 从而使得后世之人形成了秦始皇暴虐的最初形象。再加上后人编史， 也多多少少参照了《史记》中的记载， 使这一形象更加坐实。梁启超先生在《战国载记》中认为:“秦始皇宁为中国之雄， 求诸世界， 见亦罕矣。其武功焜耀众所共知不必论， 其政治所设施， 多有皋牢百代之概。”并认为秦始皇在武功上和创建制度的规模上都不失为盖世之雄主， 而其失败在于奢侈、专制、忌刻。这是现代的眼光和观点， 而汉代所撰成的史籍多叙述秦始皇的淫侈和暴虐。很多诗人因为种种原因， 为《史记》开始的倾向所诱导， 从而形成了秦始皇基本负面的这种现象。这是我们阅读古代咏史怀古诗所需留意的。
文人写诗的政治需求
诗人之所以吟咏秦始皇， 很多都不是因为精研历史有所发现或新见， 而是当时的政治需要。诗人为了借古讽今， 通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寻仙求道、劳民伤财、苛政酷刑等方面的暴行， 来警示当政者要重用人才、勤政勤俭、宽容仁德。虽然秦始皇的作为有好有坏， 但为了达到更好的警示效果， 对负面行为的批判就更具影响力了。特别是秦始皇的人生经历和最后结局， 很能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这些诗尤以一些朝代的后期为多， 文人欲以秦始皇的暴政、求仙、劳民等教训警醒当朝统治者。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在读史后对秦始皇的评价褒贬不一， 但到了诗歌中， 却多是贬责了。如胡曾《咏史诗·阿房宫》:“新建阿房壁未干， 沛公兵已入长安。帝王苦竭生灵力， 大业沙崩固不难。” 许浑的 《途经秦始皇墓》:“龙盘虎踞树层层， 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 路人唯拜汉文陵。”这些指责都有反思历史， 警示当今的意味。
古代主流文化的强大影响
秦朝重用法治， 儒家却重仁政。在秦灭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中原大陆一直处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之下， 并随着皇权的加强， 思想越发体现出儒学腐败的一面来。自从汉朝以来， 儒学独大， 虽说统治者实施外儒内法的政策来安定社会， 但宣传的一直都是仁德教化。文人一般都以儒学为根本， 法治的严法酷刑不为他们所接受， 从而不会对秦这个以严刑立法著称的朝代有所好感。更有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触动儒士自身的情感， 对秦始皇本人更是不会有什么称赞之语。
这种少有称赞的形势随着时代愈见加深， 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受到了深刻影响。汉代刚开始推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 各家思想依然活跃， 比起往后的发展， 还是有些“百家争鸣”的社会风潮的。西汉前期的主父偃认为:“秦皇帝任战胜之威， 蚕食天下， 并吞战国， 海内为一， 功齐三代。”但东汉班固就批驳秦始皇残忍。唐代虽社会风气开放， 但李世民带头讽刺始皇， 以后肯定秦始皇的日见其少， 而更多的是作为亡国之君的典型例子， 肯定儒家思想而否定法家思想。王安石的《秦始皇》:“举世不读易， 但以刑名称。”清朝诗人周映清的《始皇冢》:“秦政昔乱纪， 刑杀如霆雷。”这些诗篇明显以儒家的治国之道来看秦始皇的政治统治， 意识形态意味非常清楚。
显然， 秦始皇作为古代的君王， 其是非本身是一回事， 而文人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歌咏评骘的形象又是另一回事。这是我们在阅读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时应该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