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类今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的“古代奢侈品”，首先值得一说的，就是一样“家常菜”：韭菜。
虽然今天的“割韭菜”，还衍生出一些趣味意思。但放在生产条件有限的古代，“吃韭菜”却曾是标准的财富象征。虽然从西周年间起，中国人就开始种植韭菜，但产量一直有限。放在祭祀等典礼上，更是必备名贵菜品。“冬天吃韭菜”更曾是权贵专享。比如西晋著名“大富豪”石崇，就在严冬里大吃韭菜“炫富”，没多久还被人掀了底：他吃的哪是韭菜?明明就是韭菜根拌麦苗。能和西晋皇家“斗富”的石崇，冬季也只能吃“冒牌韭菜”。
哪怕到了一两个世纪后的北齐年间，北齐武成帝高湛的嫔妃骄奢淫逸，其“岁费万金”的奢靡表现，也不过是在“寒月”里天天吃韭菜。发展到清初，随着温室栽培技术的提高，北京等大城市里的富户们，也凭着“地窖火炕”培养出新鲜韭黄。但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冬天吃口韭菜还是不容易，以清代《燕京杂记》形容“其价亦不贱”。乾隆皇帝也喜欢在冬天把韭菜切成细丝，就着黄酒吃一顿。这天天“韭菜就酒”，就是皇家待遇。
与韭菜有类似“奢靡”意思的，那就是西瓜。
倘若倒退一千来年，做个“吃瓜群众”绝不是件容易事。宋朝以前，中国的西瓜种植，主要集中在西域地区，想吃瓜就要西出阳关。辽金年间时，西瓜种植才陆续普及到中原地区，但元代时的西瓜，依然属于宫廷宴会珍品。元朝宫廷每年端午节节庆上，中政院等衙门都要给宫廷进献“甜瓜、西瓜等”。可见其当时之珍贵。
直到明朝年间时，经过明初朱元璋的铁腕农业改革，在全国范围强行推广瓜果种植与农业技术，西瓜的种植，才遍布了中国大江南北，甚至“上至禁园，下至乡圃”，都有大量种植。这个昔日的“宫廷奢侈品”，成了老百姓“夏季消暑必备”。就连明代火爆市井的通俗演义小说里，“送西瓜”“吃西瓜”的桥段也大量出现。比如《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就变成西瓜钻进黄眉老祖肚子里，笑喷多少吃瓜群众。
比起这名贵一时的西瓜来，另一样曾拥有“奢侈专享”身份的食物，就是螃蟹。
不过螃蟹的情况，还有些特殊。在古代年间，放在产地螃蟹并不贵。比如北宋年间，在产螃蟹的浙江广东沿海，能卖到一文钱两只。但由于交通限制，倒卖到汴京城的活螃蟹，就是一贯钱一只。要知道，在“优待文官”的北宋，知县的月薪也不过12贯钱。宋仁宗曾经一顿饭吃了二十八只螃蟹，等于知县两个多月工资没了。得知“市场价”后，这位素来标榜节俭的“仁君”，当场心疼得不行。
而发展到明代年间时，螃蟹的“高身价”，也一度没有变。直到万历皇帝刚亲政时，以明朝学者谢肇淛的感慨说，当时北京城的集市上，基本只有鸡鸭鹅，别说螃蟹，有条鱼都是“稀品”。但不到二十年时间，北京集市上却充斥着大量螃蟹，价格竟比猪肉还便宜。买得起猪肉的老百姓，有点闲钱都能尝个鲜。
如此奇景，一来是因为明代城市经济发达，特别是明朝中期起，北京等大城市“副食品消费”也火热。明朝大学士于慎行就叹息说，北京城里卖肉卖酱的小贩，都有人坐拥“千万之资”。比这位“穷阁老”还有钱。螃蟹贸易当然也就更火爆。二来就因明朝发达的交通，单是毗邻京城的山东省，水路就有“大运河”“大小清河”“胶莱运河”等多条。原本北方罕见的螃蟹，沿着这些线路每年源源不断运入京城，终于叫螃蟹变成“亲民价”。
螃蟹身价变动的背后，恰恰是古代中国生产发展与经济版图变动，无比直观的缩影。
而在食材里，要论最长期“硬通货”的，那还要属胡椒。作为“舶来品”，胡椒在汉代时传入中国，但一直都是做药材，唐代时才变成食材，价格却是无比昂贵。往往只有在“贵人御馔”时，才会用胡椒给“胡食”调味。“胡椒八百石”在长安市井俚语里，也专用调侃别人有钱。而放在同时期的欧洲，胡椒更是直接当钱用，欧洲商船购买货物，常直接用胡椒来支付，就连装胡椒的“胡椒包”，都被叫做钱包。
所以说，今天吃货们在烧烤摊上那样“大把洒胡椒面”的一幕，放在古代，那就是撒钱。
直到明代隆庆开关，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红红火火，热卖国际市场的中国丝绸瓷器，换来大量东南亚胡椒，海南云南等地也大量种植胡椒，胡椒的价格才渐渐“压下来”。以李时珍的话说，唐宋年间贵族专享的胡椒，16世纪末时已“今遍中国食品，为日用之物也”。当然那时价格也不低。比如明代小说《金瓶梅》里的李瓶儿，改嫁西门庆时的陪嫁里，就有“八十斤胡椒”——实实在在一大笔钱。
说过了几样“吃”的东西，再看看“用”的。要论其中的“中国古代奢侈品”，首推就是香皂。
香皂，放中国古代叫“澡豆”，那可不是现代的“化学香皂”。那时的“澡豆”，是用洗干净的猪胰脏磨成糊糊，再加上豆粉与各种香料配置而成。看上去像豆子，闻起来香气扑鼻。不看繁琐制作过程，单看这几个材料，就知在古代价格不菲。魏晋南北朝时，“澡豆”就是皇家专用。士族出身的东晋枭雄王敦娶了公主，新婚夜被要求用澡豆洗手，他竟不认识这玩意，误以为是洞房前的小甜点，当场拿起来吃个精光。
连王敦都不认识，可知这“古代香皂”有多金贵。
到了明清年间时，“澡豆”又被叫做“胰子”，应用也更广。北京的“合香楼”“花汉冲”等店铺，都以经营“胰子”出名。可顾客也多是有钱大户人家。普通老百姓呢?以《本草纲目》等典籍介绍，洗涤基本还是用石碱。
比起这类“误当甜点”的日用品来，另一件生活用品，放在古代也曾是高门槛：纸。
虽然汉代时，中国就发明了造纸术，纸的出现也降低了书写的成本。但纸的价格，其实也不便宜。比如在宋代，对于那些享受高工资的士大夫们来说，“用纸”都是个费钱事儿。爱喝酒的欧阳修就叹息说：“学书费纸，尤胜饮酒费钱”。宋朝曾有个叫张文正的书法票友，竟把自己三百万家产变卖了买纸。还有宋朝人写诗感慨“使纸如使水”。这纸，真用不起。
一直到明初时，用纸都不是便宜事儿：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国子监学生用的课本和习字用纸，每个月都要一张张回收。敢乱扔纸?最轻也是挨打。“仁宣之治”时明朝皇宫放鞭炮，造鞭炮礼花都不许用新纸，旧纸都得省着用——因为太贵了。
但明朝造纸技术的发展，终于令纸的产量质量，从15世纪末起大幅度提升，江西浙江等地都成了造纸重镇，物美价廉的纸张陆续涌现。明朝的“宫廷礼花”，弘治年间起全用新纸制作，而且从此造多少管够，每年春节都绚丽无比。精美的纸制贺卡，也成了明朝人往来馈赠时的必备。
这个时候，已经没人会像明初一样，因为“乱用纸”挨打：两千张“台连纸”的价格在16世纪时，只相当于一匹麻布。五十张“毛边纸”能换一斤香油。明清年间，如果有哪位读书人像宋朝人那样，哀叹自己“用不起纸”?铁定会惹来哄堂大笑。明清年间发达的图书业与繁荣的文化，这“不断跌价”的纸，就是默默助力。
甚至，亲民的中国纸，也惹来外国人的羡慕。当时的欧洲造纸业，只能生产粗硬的草纸。所以从十六世纪中叶起，西班牙等国就开始进口中国纸，比如“亲民价”的中国壁纸，就曾在欧洲引发高价哄抢，长期属于贵族专用。
到18世纪时，法国人脑子更活络了：买不如造嘛。清朝乾隆年间，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专门给传教士下任务，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搬运”来中国的造纸术。欧洲造纸业才从此大量造出了精美的白纸。昔日昂贵的中国纸，也终于在欧洲“亲民”了。参考接下来欧洲工业革命红红火火的景象，看似不起眼的“中国纸”，意义同样不小。这从“奢侈品”到“中外日用品”的过程，见证了产业革新的意义，又有多少发展回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