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我们被要求留在家中，自我隔离，社交活动一切停摆，习惯于匆忙追赶时间表的人一下仿佛处于失重状态，漂浮在空中，失去了标的。
牛顿、莎士比亚、达芬奇这三个人都经历过大瘟疫，而且都善用了瘟疫期间的“社交隔离”，潜心创作，“出关”后都大放异彩，造福人类。
1665年英国剑桥爆发鼠疫，是伦敦地区延伸过来的瘟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也随之关闭。教职员、学生、居民都纷纷走避郊区，实施“社交隔离”。年轻的学士艾萨克.牛顿也是其中之一，那年他才22岁。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伍尔索普庄园进行“闭关”。
在这个清净，隔离的环境中，牛顿不用上课，也没有社交活动，更没有手机、网络。但其实他脑子一点儿也没有闲着，他有许多自己想要思考、探索的议题。这段期间的深入钻研的确硕果辉煌。在数学上，他发展了现代微积分、解析几何学的雏型;设计实验测量重力，酝酿万有引力定律的概念。他还在卧室里做光学实验。他在百叶窗片上穿一个小洞，让白光射进来，然后他运用三棱镜观察可见光谱的七彩变化。
日后他回忆这段时光，说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代”(拉丁文：Annus Mirobilis， 英文：Years of Wonders)——“那段日子是我发明的巅峰时期，我对数学与哲学的深度关注是空前绝后的。”
始发于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The Great Plaque)蔓延在1665年到1666年之间，英国有四分之一人口感染死亡。这是英国本土继十四世纪黑死病之后爆发最大规模的致命瘟疫。
牛顿在1667年回剑桥后，发表了大量论文，半年后便成为院士;两年后成为教授。终其一生，他继续思考着物质、时间、光学、色彩等等主题。
低调的避难期 莎士比亚完成三大悲剧
威廉.莎士比亚一生经历过很多次瘟疫，其实，据说他本人一出生就是瘟疫的幸存者。席卷伦敦的瘟疫中，莎士比亚有许多亲人感染过世，包括他的儿子。
为了避免疫情蔓延，剧院通常是第一个勒令休业的。莎士比亚所属的伦敦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在1593年、1603年、1606年都关门休演过。据文献记载，有高达百分之六十的时间是无法演出的。剧团只好四处出游，在各乡间表演，团员都在心里祈祷，但愿造访的村落尚未被疫情波及，也有许多演员另起炉灶，改行他去。
这时的莎士比亚转而潜心创作。《李尔王》(King Lear)、《马克白》(Macbeth)与《安东尼与克丽奥佩脱拉》(Antony and Cleopatra)据推测都在这时完成。这低调的避难期，也正是他才华洋溢的创作期。
当时的伦敦鼠疫肆虐，整个城市的惨状十分恐怖。没有下水道，垃圾就直接倾倒在泰唔士河中，空气污浊沉秽。感染到鼠疫的人三四天就会病发而死，脓肿腥臭，蔓延甚广。
也许是这样的愁惨氛围，这三部都是有名的悲剧。
达芬奇为遭瘟疫肆虐的米兰 订做都市计划
1485年，意大利的米兰。当时名画家/雕刻家/发明家列奥纳多·达·芬奇在米兰为大公卢多维科·斯福尔札做事。米兰此时正为发生在1484年、1485年之间的鼠疫所蹂躏，总共造成五万人死亡，整整三分之一的米兰人口。
达·芬奇目睹了狭窄、肮脏、拥挤的米兰城被瘟疫肆虐的惨状，心中开始构思如何改善都市规划的结构，让这个城市能够康复，且日后能够更健康。他的构想包括统合地下水道与运河、城市往高处垂直发展、开辟行人专用道等等。
达·芬奇在十五世纪已经设想了大城市都会面临的诸多问题，由他的手绘图与手稿注解可以看到，规划中包括：交通、地下水、新旧城区共存，人口的发展等等。而且他更强调美感、洁净、效率并重。虽然他过于激进的主意没有马上被实现，但当代的都市规划多有所借鉴。十九世纪新巴黎的建设和达·芬奇的概念就有共通之妙，这位多才多艺的文艺复兴巨匠又再次证明，他的卓见领先了世人好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