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开国之君，赵匡胤对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天下视幽蓟为北门，无幽蓟则天下时常不安”。
而早在平定南唐时，他还说过一句更加著名的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如果说，南唐、后蜀、吴越这些小国是睡在卧榻之侧的“他人”，那么，辽国这个庞然大物，简直就是睡在卧榻之侧的一头狼。
怎么看待这头狼，对这头狼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赵匡胤是有着自己的思考的。
首先，中原大地饱经五代乱世，处处疮痍，国内急需一段休养生息的时间。
在没有必胜把握的前提下，赵匡胤的打算是存活北汉，以充当辽宋之间的缓冲。
而为收复十六州，他广积钱粮，设立“封桩库”，打算积蓄好三五十万两白银，如果能向辽人赎买就赎买，如果不能赎买，就“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将这笔钱充当军费，强行收取幽云十六州。他说，辽兵多次侵扰我边境，若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也就十万人，只要花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将他们悉数消灭。
汴梁所处，自古为四战之地，一代纵横家张仪就说:“魏之地势，固战场也。”周围没有山岭险阻，建都于此，即置身于辽国的兵锋之下。为了解决辽国骑兵对北宋都城汴梁的威胁，他毅然决然地提出:“吾欲西迁，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打算先迁都洛阳，可能的话，再迁都长安。洛阳位居“天下之中”“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通幽燕，南系荆襄”，四面群山环绕、雄关林立，临洛水，负邙山，望伊阙，据成皋，控崤函，有“八关都邑”“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之称。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为“九朝古都”。可是，这一提议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
起居郎李符给出的理由是，洛阳穷，太穷了，经济凋敝。而且，饱经战火，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不适合皇家居住。
所谓穷、破烂，都是偷懒鬼的借口，不能成为理由。
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另一番话，却不能不引起赵匡胤的沉思。
李怀忠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又说:“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一旦遽欲迁徙，臣实未见其利。”他认为汴梁已得运河漕运之利，京师地位根基已固，不能动摇，如执意要迁都，百害无一利。
的确，自后梁建都汴梁以降，几代统治者都不断开挖运河，以通漕运。赵匡胤本人建立大宋王朝后，从建隆二年(961年)开始，就着手在汴梁周围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挖蔡河以达许镇，又从新郑引闵水与蔡河汇合而经陈州、颍州直达寿春，更在汴梁城北开挖五丈河和金水河。时至开宝年间，以汴梁为中心的运河体系已经构建完善，江南的米粟由长江入淮河，经汴水入京师;陕西的米粟从三门峡转入黄河，入汴水达京师;陕蔡的米粟则由惠民河转蔡河，入汴水达京师;京东的米粟由齐鲁地区入五丈河达京师。
一句话，交通发达，粮运便利，建都在汴梁，可取天下米粟以养京师。这是建都洛阳或长安所不可比拟的。
但，这既是汴梁作为京师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赵匡胤觉得，既然汴梁城中所需物资全仰给于水路，一旦水路被截，京师被围，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外，赵匡胤的弟晋王赵光义也表示了对迁都的明确反对。
他引用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一句话加以反驳，他说:“在德不在险。”
当年，吴起与魏武侯讨论，对国家安全而言，地理因素和政治因素到底哪一方面更重要，吴起就认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因素是政治因素，上古时代三苗氏德义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纣修政不德，虽有险固的河山，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所以说安邦治国“在德不在险”。
应该说，吴起的看法是正确的。
因为，再坚固的堡垒，也会有被攻破的缺口;而这缺口，往往出现在内部。
然须先有了险固的河山，再加以不断提升国家的政治修为，以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国运兴隆。
去掉地理因素上的影响，只一味强调政治修为，就好像银行不设防护措施，只寄希望于以自己的品德去征服别人，用嘴巴去说服劫匪放弃偷盗和抢劫一样，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是根本得不到保证的。要提高国家安全系数就要不断投入雄厚的兵力。
为此，都城汴梁一带常驻军有数十万，城内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
在群臣和晋王的反对下，迁都计划由此搁浅。
赵匡胤不无沉痛地说:“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见是准确的。不迁都，京师的生存就全倚仗于运河漕运的供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就会成为国家头等大事，而无休止的开挖和章清淤就使百姓疲于奔命。
长江下游原本经济发达，但因其水路与京师畅通，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京师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负担日渐沉重，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这样，当集天下之财于京师之时，京师虽然繁华，地方却更加困厄。
以后的发展，正如赵匡胤所预言的一样，百年未到，国力尽耗，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近乎停滞，庞大的军费常常透支国家财政，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终于积重难返。
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人困惑。
自古以来，统治者选择都城的考虑因素无非是军事、经济、地理位置这三方面:军事上，要求统治者位居都城而内制诸侯、外御强敌;经济上，要求都城地处繁华，经济发达，给养自足，不能全盘倚仗于远处输运;地理位置上，要求都城有发达的水陆交通。
赵匡胤和李怀忠等人在论证迁都的可行性时，都紧紧围绕这三方面因素展开。
可赵光义倒好，突如其来地抛了个书袋子，让人觉得其既迂腐，又刻板，不懂得为他们赵家天下分忧。
可偏他这个书袋子，赵匡胤还不好反驳，你要反驳，你就成了不肯“修德”的人，跟三苗氏、夏桀、殷纣这些人是同一类人物，应该遭受万民的唾骂。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赵光义既不迂腐，又不刻板，相反，他的情商和智商都很高。
那么，他为什么执意要反对迁都呢?两个字:利益。这时的赵光义已在开封府担任了十六年的府尹，培植了大量亲信，在朝中的势力正在不断壮大。如若迁都成功，他的势力不免会受到削弱，这当然是他所不愿意看到的。
实际上，赵光义此人，野心极大，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他的志向是登上龙椅，俯视四海。
赵匡胤提出的“迁都之议”将他吓得不轻，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他不得不加快行动的速度—六个月后，赵匡胤暴毙，赵光义华丽转身，从一介亲王蜕变成北宋第二位皇帝。
这一切，赵光义是怎么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