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优待士大夫，论官员俸禄之厚，在中国歷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无朝可比。清朝史学家赵翼说过，宋朝皇帝对官员有多么优待：「给百官发钱唯恐不够，从老百姓那里徵收赋税，唯恐搜刮得不乾净。」宋徽宗时，淮南转运使张根说过，当时大臣的待遇有多么惊人：「皇帝派人给大臣建造豪宅，有时候能耗费一百万贯，张根掌管淮南二十个州县，每年上缴中央财政三十万贯，还不够给臣子盖房呢!」
宋朝有一本教导为人处世秘诀的小册子《世范》，该书劝导年轻人读书，因为读书「可以取科第，致富贵」。一个人刻苦攻读，在科举道路上夺关斩将，一旦跃入龙门，戴上乌纱帽，则金钱有了，美女有了，富足生活也来了。宋真宗〈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这首诗真不是骗人的，在宋朝读书做官，用不着贪污，就能得到黄金屋和千锺粟。北宋名臣范仲淹也是清官，靠着俸禄能在家乡苏州买田设义庄，为整个范氏家族的穷人提供衣食、读书经费乃至嫁妆和聘礼。可见一旦做了大官，不但有能力养活一家，甚至有能力养活一族。
也不是说所有官员在宋朝都能得到高收入。刚入仕途的低阶文官，薪水既低，又没有各项福利，用他们的话讲，「所入仅足以代耕」，收入和一个农民差不多，勉强餬口而已。至于不入流的小吏，在王安石变法前则连薪水都没有，收入全靠贪污，否则只能饿死。《文献通考‧职役考》云：「内外胥吏素不赋禄，唯以受赇为生。」说的就是北宋前期底层小吏靠受贿为生的怪现象。
包公是正牌进士，五十多岁「倒坐南衙开封府」，跻身于高官阶层，他当然有俸禄，而且俸禄一定很高、很吓人。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头上戴有三顶帽子，即龙图阁直学士、尚书省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事。「龙图阁直学士」是从三品，没有日常工作，一般是皇帝有学术问题或者政治上的重大问题需要谘询的时候，龙图阁直学士才站出来说两句。在北宋前期的官制，这种官叫做「侍从官」。「尚书省右司郎中」是从五品，也没有日常工作，既不用去尚书省上班，也不用负责尚书省的任何事务，它只是朝廷给官员计算薪水时的依据，所以叫做「寄禄官」。「权知开封府事」是包拯的正式职位，「权」是暂时的意思，「知」是掌管的意思，权知开封府事，就是说你本来有别的官职，但是朝廷现在派你全权负责治理开封府，别的工作可先放一边。在北宋前期，像这种由朝廷指派去做具体工作的官叫做「差遣官」。
先说「龙图阁直学士」这顶乌纱帽给包公带来的收入。按宋仁宗嘉佑年间颁布的《嘉佑禄令》，龙图阁直学士每月有「料钱」，也就是基本薪资;每月还有「添支钱」和「餐钱」，也就是补贴;另外每年春、冬两季还能领到一些「衣赐」，也就是布匹。其中料钱每月一百二十贯，添支每月十五贯，餐钱每月三贯，衣赐每年发两次，每次发五匹绫、十七匹绢、一匹罗、五十两绵。再说寄禄官「尚书省右司郎中」给包公带来的收入。《嘉佑禄令》规定，尚书省右司郎中每月有料钱三十五贯，没有餐钱和添支，而衣赐也是每年发两次，每次各发三匹绫、十三匹绢、一匹罗、三十两绵。按照《嘉佑禄令》的薪资发放原则，如果一个公务员既有寄禄官的官职，又有侍从官的官职，那么他不能兼领寄禄官和侍从官的双份薪水，而是哪份薪水高就领哪份。对包公来说，他的侍从官薪水明显比寄禄官薪水要高，所以他只能领到做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那份薪水。
最后看差遣官「权知开封府事」的收入。按《宋史‧职官志》，包公在开封府做最高长官，每月有三十石月粮，其中包括十五石大米、十五石小麦。此外每月还有二十捆(每捆十三斤)柴禾(供燃烧用的木柴、枯枝)、四十捆乾草、一千五百贯「公使钱」(朝廷发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办公经费)。另外做为外任藩府的高阶地方官，朝廷又划拨给包拯二十顷「职田」，也就是两千亩耕地，允许他每年收租，并且无需纳粮。这两千亩耕地按每亩租米一石估算，每年也有两千石米的进项。再查《嘉佑禄令》，权知开封府事每月还有一百贯的添支，每年冬天又发给十五秤(每秤十五斤)的木炭。拙着《歷史课本闻不到的铜臭味》曾经按照宋仁宗时物价，将包公得到的所有薪资与福利统统折算为铜钱，加起来总共是两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这就是包公担任开封府尹时一年可以支配的全部合法收入。
其实包公担任开封府尹的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就算他只做了一年，收入也有两万多贯。两万多贯是什么概念，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让我们来看看王安石三十岁那年写的〈上运使孙司谏书〉：「我在比较富庶的江浙地区当了两年县官，发现所谓民间大户也只有百亩田产，每亩最高两贯，总价值最多不超过两百贯。」包公在开封府一年收入两万贯，可去江浙购买良田一万亩，一百户富庶农民的全部田产加起来，还比不上他一年的收入。
所以包公之所以清廉，是因为俸禄优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