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创建东吴政权比作建造一栋大厦，那么孙氏父子在工程中的分工应该是孙坚划定地皮，孙策开挖地基，孙权添砖加瓦完成主体，然后又干了些装修装潢的活。这其中孙策所起的作用相当重要，没有他，孙坚的这块地皮很可能沦为别人的产业，同样没有他，孙权也很难将大厦盖得那么高、那么坚固。孙策对东吴政权的建立居功至伟，他开创的“江东六郡”成为东吴政权最为稳固的核心根据地，也是日后三分天下最为坚实的基础。因此史家评价说“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给他的定位就是东吴的开国之君。
然而孙策却没能享受君主的待遇，孙权称帝后尊其父孙坚为武烈皇帝，而仅追谥孙策“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也仅仅获得一个侯爵的封号。反观另一个三国牛人司马师，也是把基业传给了弟弟，死后被侄子晋武帝尊封为“景皇帝”。那么，孙权为什么不给孙策帝王的尊号呢?
一、孙权虽然有私心，但考虑更多是为国家的稳定
《三国志》作者陈寿在孙策的传记后评论时替孙策鸣不平：“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义俭矣。”他认为按照孙策对孙吴政权的功绩，应该追尊为帝，但他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待遇，孙权对他未免显得薄情寡义，实在有些不太厚道。站在人情的角度来看，陈寿的评价似乎有些道理。孙权拿了哥哥全部的资产当本钱，赚了大钱后给哥哥一家的分红却少得可怜，多少有点显得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也确实有忘本的嫌疑，这其中有可能是孙权的私心在作祟，不排除他想借此淡化孙策的影响，从而突出自己的权威地位。
但站在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陈寿的评价又有失偏颇。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权是否能够平稳传承。而在皇权继承问题上一旦出现分歧，轻则造成皇室之间的内讧，产生流血冲突，重则引起派系之间的战争，造成国家分裂局势动荡。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出现，自周朝以来，采用嫡长继承的宗法制度，用正名定本的方式，明确皇位传承世系。尊孙策为王还是为帝，直接关系到东吴皇位传承稳定问题。如果尊孙策为帝，那么孙策的儿子孙绍也就有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东吴皇族权力分配也就变得纷繁复杂，很容易留下内讧的隐患。孙权不尊孙策为帝，也是为了不给这种隐患以生根萌芽的土壤，确保国家不在皇位传承的问题上栽跟头，这一做法虽然不合情理，却合乎制度，更符合国家长治久安的利益。
东晋史学家孙盛曾极力为孙权辩白，他认为“孙氏兄弟皆明略绝群”，无论孙策放弃儿子孙绍而将基业交给孙权，还是孙权未对孙策进行尊崇，都是为了顾全大局而采取的明智决断。孙策如果传位给孙绍，难免出现强敌环伺而嗣子暗弱、一世基业付之东流的情况;孙权追封孙策为王，封孙绍为侯，可以“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群情绝异端之论，不逞杜觊觎之心;於情虽违，於事虽俭，至於括囊远图，永保维城，可谓为之于其未有，治之于其未乱者也。”
二、历史上争权夺利的惨剧成为孙权的前车之鉴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孙盛列举了春秋时期鲁隐公和宋宣公两个例子做为论据。这两个君主都是没能理性地处理好名位问题而导致身死国乱，可以说是孙权的前车之鉴。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春秋时期，鲁惠公死前打算传位给太子允，但太子允年幼，就由允的兄长公子息代为执政，史称鲁隐公。太子允成年后，鲁隐公准备将执政权还给他，但权臣公子挥暗地里极力劝说鲁隐公杀掉太子允，遭到鲁隐公严词拒绝。公子挥转而投奔太子允，撺掇他一起谋杀了鲁隐公。
另一个故事也是在春秋时期，主人公是宋国的宋宣公。宋宣公身染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考虑继承人的问题。他放弃了自己的儿子与夷，将君位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宋穆公。宋穆公感念兄长的恩德，在快死的时候决定将君位再还给与夷，而将自己的儿子公子冯放逐到郑国。与夷继位成为宋殇公，他十分忌惮公子冯的存在，因此在位十年中，连续发动十一次对郑国的战争，想以此除掉公子冯。连年战争导致国内怨声四起，宋殇公被大臣华督弑杀，将公子冯迎接回国继位，但宋国从此陷入连续几十年的混乱之中。
鲁隐公和宋宣公身处君位，在处理国家最高权力这样的大事上，只考虑个人的名声，而不顾及有可能给国家安危带来的影响，既是他们自己的悲剧，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剧。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也不能不让孙权有所触动，如何避免重蹈鲁隐公、宋宣公覆辙，自然也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孙权素以聪明仁智闻名，在孙策名位的制定上肯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他做的确实要比鲁隐公、宋桓公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