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发生了一起被称为“伪稿案”的文字狱，清政府明察暗侦，广捕大打，历经两三年，涉及17省，受处分者上千人;地市级以上要员被撤职查办的有数十位;为此人头落地的，更不知凡几。
秋风常常起自青萍之末，大国往往溃由蚁民之力，谁曾想到，这桩惊天大案竟缘自一则小谣言?
乾隆十六年八月，云贵总督硕色传真了一份材料给乾隆，说在安顺府看到一本小册子对朝廷放肆诽谤，甚至捏造朱批，内容反动。硕总督所言不虚，这本小册子明着是为谏皇上疏，实则洋洋上万言直指乾隆，罗列其有“五不解”“十大过”，恶毒攻击英明领袖。乾隆读了反乾隆稿，不由三尸暴跳七窍生烟，于是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字大案。
这案子最初的嫌疑人，一逮一个正着，因为文章不是匿名稿，而是实名举报，署的大名是孙嘉淦。
孙嘉淦这厮有前科，曾屡次撰谏疏，很有文胆，是不怕死的角色。雍正时，他三次上疏，要求皇帝善待手足、取消杂税、停止在西部的战争。可杀兄宰弟、横征暴敛、穷兵黩武，哪一样不是雍正痛处?孙嘉淦却直捅其心窝子。
雍正起了杀心，将其文章遍示群臣，展示冤枉，讨要怜悯：你们翰林能容得下这等狂生吗?!群臣不怜皇帝正受委屈，倒悯孙嘉淦将受戮首，公开说，他确实很狂，但我们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的脑子没进水，过了很久才转怒为笑，“朕亦不能不服从其胆”，结果没杀孙嘉淦。
孙嘉淦秉性不改，到乾隆时仍以直言敢谏闻名。孙嘉淦之于雍正和乾隆，好比李逵之于宋江，魏征之于李世民，到底是小骂大帮忙。
乾隆也不算太过昏聩，还晓得孙嘉淦对他是无限忠诚的。这份书稿的作者显然胆子比孙嘉淦更大，性质已经不是孙嘉淦般的建设性时评，而是反动派那种破坏性的檄文。乾隆暗地通知孙嘉淦到密室讯问，判断这不是孙嘉淦真迹，而是他人假托孙嘉淦大名的假稿，故而查办这案件时将其定为“伪稿案”。
案子到哪里去查?茫茫大清，谁是罪犯?况且这案子只能暗查，声张不得向全国发明码通电，发大清社通稿，那不等于向全国公开乾隆有“五不解”与“十大过”?所以乾隆走的是秘密逮捕路子，将密查任务交给督抚们，除行政力量外，还动用军队介入，责令步兵统领以及直隶、山东和湖南等地的要员，要放下经济任务与其他重要工作，专门给他揪人。
督抚们也不是不卖力，只是一桩糊涂案，让他们怎么查?很多要员查了很久还是查不出头绪，也腹诽暗生，多大的一桩事，查什么查?山东巡抚准泰就对乾隆说，不过是屁民发个帖，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无庸深究”。御史书成也上疏说这是小事，不用让地方行政太分心使力，要将发展当做第一要务，地方领导天天去查人、夜夜去抓人，读书的、借书的、买书卖书的被抓了一大批，本来是要维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么搞下去，倒是要搞得政局动荡了，本意维稳，弄成摇稳，实在划不来，“恳将现在人犯悉行免释”。
巡抚与御史其实说得非常在理，但乾隆哪听得进去?不但听不进，而且大发脾气：你们身为大清国臣子，看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言辞，不但不进行调查，反而乐于传诵!他一气之下，摘了准泰与书成的乌纱帽。巡抚与御史是省部级高官，就为这事掉了红翎子，可见这在当时是影响巨大的政治大案。
处分文件一下，各地行政机器开始加大马力运转。到乾隆十八年，案子辗转追查两年，终于有点眉目了：是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给稿传抄的。卢鲁生又供出南昌守备刘时达，说这伪稿，自己读了，也借人读了。
办案的追查到此，早就人人疲劳，在提审卢鲁生之际，便不再株连，直接叫卢承认伪稿案是他首为，手段无非是红铁烙胸、竹签钉指等，来俊臣与周兴“鬼见愁”那类路数和坦白就放你走之类的劝词，软硬兼施，搞得卢鲁生受不了，承认了伪稿是自己起草并传播的。案子报到乾隆那里，乾隆觉得有人担罪，乐观其成，虽觉其中漏洞百出，也就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么定案了。
只是，办案人员对卢鲁生的承诺并没兑现，没放他往人间走，捉他往地狱去了。乾隆十八年二月，这案快审快结，卢鲁生被正法;三月，刘时达及卢鲁生的长子和次子被判了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事了结，众生安宁，算是杀了他几个，幸福千百人，一人担了罪，万人免了殃，卢鲁生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伪稿案真的是卢鲁生干的吗?
据调查，卢鲁生只是阅读者，最多是传播者，真犯则是江宁的官贵震与其小舅子郑歧山。老官姓官，却不是官家人，只是平民。他的作案动机也很简单：泄愤。前几年，他家门口修高速公路，他家沿街的房屋被推了。修路搞拆迁，老官不是不同意，而是补偿不到位，与官府没谈拢。官府说，修高速公路，是公益事业，不补偿你，也是应该的。老官说，这是我家私人财产，能说拆就拆吗?大清朝廷要干的事，一介小民何以抵挡得了?到底还是强行拆迁了，安居乐业的良民成了流离失所的游民。
官贵震心怀不满。不满又如何?他能上访吗?这是国家政策，上访也无济于事。他能造反吗?梭镖锄头，能造什么反?这是一场非常不对称的对抗，一边是武装到牙齿的大清朝廷，另一边是穷得叮当响的一介草民。不对称的对抗里，留给弱者的，只有使用不正常的手段。老官没读过多少书，他就与其略通文墨的小舅子策划了这一伪稿，要臭一臭乾隆。无他，只不过抒抒怨气而已。
伪稿里总结乾隆有“五不解”、“十大过”，究其实，还真是谣言。这书稿若真是孙嘉淦写的，那可信度肯定比较高：他天天在领导身边，领导干的那些恶心事，他哪能不清楚?而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山野汉子与街巷市民晓得什么?无非是道听途说加上想象就胡乱成篇。官氏是聪明人，他假借孙嘉淦，使书稿可信度大增;又因他是游民，到处散发，这事就渐渐弄大了。
看起来，乾隆是谣言的受害者;但其实，谣言的真正制造者，不是别人，恰是乾隆自己。
乾隆有六下江南的壮举，每下一次江南，他爽一次，百姓就苦一次。比如那次修高速公路，并不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纯粹是为了乾隆舒服。乾隆要到江南来，江南地方官就加紧盘剥百姓，收税的、拿人的、拆房的，接踵摩肩，他们还要给乾隆修御道、建宾馆。不仅如此，乾隆来扰民，还是打着公益名号，列入国家重点工程的，所以征民工开低工资，毁民房少给补偿。不给群众造福，单给群众造祸，群众何以心服?
群众不服乾隆，但又奈何不了他，只能将一肚子怨气郁积起来，给他编谣言，暗地里臭他一把。受乾隆之苦的只有官贵震吗?不，大家都受够了，所以谣言一出，大家都愿意传，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万，伪稿案就这样口耳相传，你印我引，你卖我买，在全国广而散发，人人传播了。
伪稿案，乾隆摆平了，他以受害者的身份叫屈。他怎么就没想到，自己才是谣言真正的制造者呢?乾隆为自己申冤，却给别人制造大量冤案，自以为得计，其实是自掘坟墓。他痛恨谣言使自己形象受损，何止是个人形象受损?那是政权受损的问题。后世史家称“康乾盛世转型为二千年变局，始自乾隆”，这话也不算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