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乾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嫡长子，生于承乾殿。当时李世民忙于夺权，无暇他顾，就很省事地给他起名“承乾”。李世民登基为帝后，顺理成章地立八岁的李承乾为皇太子。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李承乾一开始表现得聪明伶俐，处事非常得体，颇得太宗的赏识。然而年岁稍大之后，就表现出严重的青春期叛逆倾向，行事十分荒唐怪诞，几乎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他的黑暗事迹大致分为五类：模仿癖、妄想狂、伪装秀、同性恋、嗜杀症。从其荒唐举止来看，别说作为帝国储君不合格，就是作为普通人都有废品的嫌疑。种种迹象表明，聪慧少年李承乾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正常轨道，最终成为一个德才兼衰的太子。
如果把这种顽劣性情的形成归结到不求上进、自甘堕落上面，未免有点简单粗暴。换个角度来看，李承乾的精神失常，其实应该和唐初的历史大背景和唐太宗的治国方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把个人命运与王朝兴衰进行捆绑操作的结果。
李承乾作为接班人，是决定唐朝事业能否长存的关键人物，自然会被纳入贞观朝君臣们在强烈危机意识主导下的纳谏互动体系中。太宗曾对房玄龄严肃表态，为了防止隋二世而亡的悲剧，一定要加强对皇子特别是太子的教育。因此，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后，太宗先后为其配备了十几位东宫辅臣，其中包括名臣魏征。这些辅臣不是位高权重的帝国大佬，就是学富五车的鸿儒巨匠，全是德高望重的人物。老师们上岗之前，又被太宗找去专门谈话，让他们对太子严加管教，谁能指出太子的过失让其改正，谁就是帝国大大的忠臣。
在这种背景下，各位老师本着对帝国美好未来负责的态度，争先恐后地对太子横挑鼻子竖挑眼，以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一开始，李承乾对老师们非常敬重;随着时光的推移，师生关系急剧恶化。东宫辅臣的配置虽然阵容豪华，但是没有很好地起到辅佐和教育的作用，完全是按照对待皇帝的模式，以对太子进行劝谏为主，揪住小辫子不放。
比如太子右庶子张玄素就经常劝谏李承乾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一次，他见东宫60天内花销超过了七万钱，便向太宗郑重上疏。在这道奏疏中，张玄素引经据典，从北周武帝谈到隋文帝，从居安思危谈到骄奢亡国，写得很是意义深刻，文采飞扬。
张玄素确实尽到了东宫辅臣的责任，但在处于青春期的李承乾看来，张玄素遇到芝麻大的事就打报告、写奏疏、装深沉、论兴亡，纯属欠揍。
太子詹事于志宁动不动就写书，更让李承乾难以忍受。于志宁针对太子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专门撰写了《谏苑》20卷，对他进行讽喻和劝谏。太宗看到后，认为他不但工作认真负责，还善于开动脑筋，能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精华，于是赐给他黄金十斤、绢布300匹作奖赏。
就这样，年幼的李承乾在批评的声浪中长大，这些劝谏之词宛如根根利刺，动辄以奏疏和书籍的形式出现，持续地伤害着李承乾幼小而脆弱的心灵。
东宫各位德高望重而又诲人不倦的老师，十几年的教育成果，其实就是将太子的逆反心理无限放大，让他不受教、不听话，以至于李承乾的对立情绪大爆发，日渐以反常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来维护自己的自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像紧箍咒一样，最终压垮了李承乾的心理承受力，使他成为了心理障碍症患者。
正是由于李承乾在精神重压下彻底跑偏，行事乖张，喜怒无常，才导致魏王李泰的趁虚而入，使储位之争日趋白热化。但如果天资聪慧的李承乾健康成长，如果王朝延续这个沉重的政治课题不那么早就压在他稚嫩的肩膀上，或许皇子相争的悲剧就不会降临，英明神武的李世民也不会弄到一度想拔刀自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