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因工作不顺心而辞职的大有人在。刘知幾和吴兢是唐代官方修史机构中的杰出公务员，曾合作修撰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朝实录。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未来可期，但彼时史馆的风气不怎么样，高层政治斗争蔓延其中，领导又是外行，要求修史者为当权者隐恶扬善。乌烟瘴气中，二人愤然交上辞职信。
这么不可多得的人才辞职，朝廷当然不会批准。可刘知幾在辞职信中的吐槽伤害了同事和领导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过，索性选择“创业”—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煌煌巨著。
而吴兢连着写了四次辞职信，终获允许。他也私撰本朝国史以实现个人追求，为后人了解客观真实的唐代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上边二位辞职后反而成就一番事业，海瑞的辞职则很憋屈。他太过优秀，虽深受百姓爱戴，但总有人强行找麻烦。他在应天巡抚任上大力惩治贪官污吏、打击豪绅富户，损害了众多权贵的利益，大家都对他恨得牙痒痒，有人跑去告状。
海瑞虽上了奏折为自己辩护，但他得罪的人太多，不少人趁机落井下石，朝廷抵不住压力，只好改任他为南京粮储。正直为民却遭贬黜，海瑞索性递了封辞职信，说官场太乱，痛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15年后，张居正被清算，73岁的海瑞满怀希望地复出，不过当权者只把他当作装点门面的政治花瓶。他终于想通了，先后七次提出辞职都被打回。两年后，他悒悒而逝，终于离开了带给他无限悲愤的官场。
辞职信被打回七次还不算什么，最夸张的要数明代万历年间的名臣李廷机。他在南京任职期间，严厉打击各种乱收费的现象，同时鼓励经商，把当地经济搞得红红火火。负责浙江会试期间，他整肃考风，坚决杜绝考场作弊，为国家选拔了一批高素质人才。调入中央主管礼部时，考场破了拨款、公署破了拨款，就连庙破了他也拨款，而到退休时他家却一贫如洗。
党争是万历朝的主要局势，权要部门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李廷机脸皮不够厚，挨了几个月骂就扛不住了，递上辞呈预备走人。他原本估计要反复三五次才能批下来，为早点办完手续，让皇帝看到自己辞职的决心，他把房子捐给穷人，让全家老小先回福建，自己则跑到庙里凑合住下。就这样，李廷机在破庙里住了整整5年，写了123封辞呈，结果没得到皇帝的批条，反倒得到一个“庙祝阁老”的绰号。这种奇葩的留人方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万历太懒，连内阁少了大学士都不知道。
除了工作本身的因素，古人辞职的套路毫不逊于今天。西晋张翰是吴郡人(今江苏苏州)，写得一手好文章，头脑一热和朋友跑到洛阳跟了个老板—齐王司马冏。
张翰在北方封了官，但并不开心。某日秋风吹来，他忽然想起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口水咽下去，眼泪流出来，便给老板留了个话，跑回江南老家去了。
为了一碗汤连官都不做了，这听起来确实有点“标题党”。其实张翰只是找个借口离开是非之地罢了，他走后没多久，西晋大乱，同僚死伤无数。后来，张翰辞官这事被收入《世说新语》的“识鉴”篇，大家才赞他太有先见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