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各类关于“酷暑”的记载里，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的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着实叫后人“看着都热”。
那年的中国，热到什么地步?就连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都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连连叫苦：“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宋君荣还用当时的“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更对这些“测绘数据”进行了换算——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40度。其中最为酷热的7月25日，温度也飙升到了44.4度。
这个高温记录，是近三百年里中国夏季北方高温的“最高纪录”，至少没有“后来者”打破。
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是更为恐怖的“热灾”景象。以宋君荣的叹息说，仅在北京城里，从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就热死了一万一千多人。虽然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药品，但“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见景象。
而在中国同时期的史料里，这场“热灾”可不止局限在京城里，其酷热程度也是触目惊心：同时期的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毙者”。也就是人在街上走着，可能就会突然热死。天津地区“土石皆焦……人皆热死”。保定府“天气亢旱”。青城县“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也就是连树都给活活烤死。石家庄一带更是“日中铅锡销化”。可以说，当时的山东、河北、山西、天津、京畿各地，都几乎要被“热疯了”。
可以说，这是自清朝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极端天气”。亦堪称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极少见的“极端天气”。
虽然没有空调风扇，但清代的纳凉技术，已经很发达。京城里的冰块常年储备充足，各式“风扇”也技术成熟。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对于乾隆皇帝就不同了，他当时的心情，简直和天气一样燥热——这是一场关乎大清江山稳定的大灾。
首先就是个“人心”问题，在古人意识里，但凡出现天灾，就意味着上天在“示警”。乾隆皇帝也在诏书里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谣言也随之泛滥，好些大臣还见缝插针，把责任甩给自雍正年间起的各类“新政”，甚至建议乾隆“恢复陋规银两”。如此火上浇油，自然把乾隆气的不轻，大骂这帮人“悖理上道”。
但对于此时乾隆来说，比这些“谣言”威胁更大的，却是与“酷热”一同袭来的恐怖旱灾。
这场“极端高温”带来的破坏，不止是各地“热死”的民众，更是袭击京畿的罕见大旱：酷热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但旱灾却从乾隆八年夏天折腾到次年五月，范围波及京畿以及直隶各县，几乎就是大清朝的“心脏”地带。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蜂拥进入北京。稍微有个闪失，特别是一旦激出民变和瘟疫，这“康乾盛世”时代的大清朝，就将遭受重重一击。
幸运的是，此时的清王朝，刚刚经过雍正帝十三年铁腕改革，不但吏治正空前廉洁高效，国库储备也十分充足。之前应对“热灾”时，就是有条不紊：清王朝不但拿出了大量冰块药品，还拿出了一万两白银发给九门，专用对抗酷暑。这才叫一度人心惶惶的京城，迅速稳定下来。而面对接下来的旱灾，此时的乾隆皇帝，也并非多年后的“十全老人”模样，还是个十分务实的青年帝王，迅速未雨绸缪。
于是，在旱灾刚刚爆发时，乾隆帝就已经调拨了四十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各地的受灾州县，也迅速进行“勘灾”，所有受灾州县的人口，要按照“极贫”“次贫”造册登记，然后进行“普赈”。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地，也广设粥厂，用以安置各地流民。为了防止爆发瘟疫，是年十一月，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隔离。
但即使这样，到了高温过去的乾隆八年秋天，京畿地区的流民也是人满为患。于是清王朝也启动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以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尽可能减轻京城流民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以往灾害中出现的“冒领”“哄抢”等闹剧，清王朝这次还“凭票管理”：官府颁布《散赈条规》，所有的灾民按照年龄性别籍贯领取票证，然后去饭厂“凭票支领”。所以哪怕灾民爆棚，赈济依然有条不紊。
到了次年，清王朝更以“地方官劝导”“官借牧费”“出借麦种”等方式，帮助这些灾民重返家园。捎带手还重拳狠砸，一面大量供应市场米粮，叫不少借机哄抬米价的奸商破产，一面法办了一批趁火打劫的牙商。对于各级官员也严厉督查。凭着这一番冷静应对，到了次年，大部分的灾民都平安回家，生产开始恢复，一场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极端天气灾害”，大清就这样有惊无险扛过去。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因为，由于清王朝的正确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这场“酷热”，并未给清王朝“伤筋动骨”。客观来说，这一年的乾隆帝，乃至大清王朝，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一场“抗灾典范”——只要能够以最冷静的应对和最坚决的执行，消除一切天灾里的“人祸”。即使是极端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