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学士，又称内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朱元璋自丞相胡惟庸被杀之后，便罢中书省，废除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辖六部，然而由于皇帝工作量实在太大，他不得不设立大学士担任顾问，协助自己处理朝政，并最终形成了内阁制度。明朝大学士最初只是皇帝的高级幕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大学士的权力却一度超越了曾经的丞相。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但因工作量太大设立大学士
明朝初期，延续了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并分置左、右丞相。然而，丞相制度自设立之日起，便始终存在着相权和皇权之争，而朱元璋又显然是个极为强势的皇帝，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之后，朱元璋便废黜了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职权归于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政务。
如此一来，皇帝便等于兼任了丞相职务，从而将集权统治推向了巅峰。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同时，皇帝的工作量却骤然加大，朱元璋每天都要批阅两百多件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务，就算是朱元璋这个工作狂，也实在有些受不了。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便设立了四辅官辅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教、赵民望、吴源为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
要知道，皇帝批阅奏章可不是个简单的工作，乃是一件极为费时费脑费力的工作，那些请示报告之类的奏章还比较好办，可一旦涉及到朝廷决策之类的大事，只要皇帝不想天下大乱，就必须慎之又慎、三思再三思。
例如，某地上报本地区受灾，皇帝就需要了解受灾情况，然后指定救灾计划，是该地方自救，还是需要朝廷调度，是需要从就近省份调拨，还是由国库直接拨付，其临近省份是否有负担能力，国库又是否充足?需要派何人主持赈灾事宜?赈灾成效如何?朝廷还需要哪些善后措施?这些问题可不是一拍脑门就能决定的，而是需要缜密思考并查阅大量数据后才能决定的。
有丞相时，小事丞相可以自行决定然后报之皇帝知道，大事丞相也会与相关部门商议，通盘考虑之后再交由皇帝拍板，如今没有了丞相，那么皇帝就必须自己来协调、考虑、决策，治理如此大一个国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老朱同志实在有点顶不住了，不得不设立殿阁大学士来担任自己的顾问。《明史·职官》有载“十五年，仿宋制，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又置文华殿大学士，以辅导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大学士最初只是高级幕僚，但后期权力却一度超越丞相
朱元璋设立的大学士，其实已经形成了明朝的内阁雏形。明成祖朱棣继位之后，任命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始设内阁，内阁制度就此建立。
内阁制度确立之后，明朝的最高决策层权力就此大致得以确定，皇帝仍然牢牢掌握着最终决策权，从而保证了权力的高度集中;内阁则掌握着议政权，他们可以针对朝廷政务提供可行性建议，然后交由皇帝决策;而六部则掌握着行政权，即皇帝决策之后交由六部具体实施，而地方的三司也直接对六部负责。
正如“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所言，最初的内阁，其实只是皇帝的秘书部门，而大学士便是皇帝的高级幕僚。
内阁确立之后，明朝的权力运行机制也就此诞生。凡是朝廷的重要文书，先由内阁负责拟定几条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与奏折一起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被称为票拟。然后，皇帝根据内阁拟定的意见最终拍板，以红字进行批示，这被称为“批红”或“朱批”。这便是明朝特殊的“票拟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内阁针对某些事件分析之后提供A、B、C、D几个选项，然后交由皇帝最终选择，如此一来，皇帝的工作量便大大降低了。
这种制度下，明朝初期的大学士虽然能够充分参与朝政，但因为职位不高，又没有最终决策权，因此权力其实并不大。他们对于朝政的参与程度，往往决定于皇帝对他们意见的采纳程度，这一方面由大学士本人的工作能力决定，另一方面则由其受皇帝宠信的程度决定。
仁宣年间后大学士权力开始增大，到万历初年一度达到巅峰
明初的大学士虽然职低权轻，但自仁宣年间开始，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却开始不断加大，并在万历初年一度达到巅峰，已经远远超出了曾经的丞相职权，对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压制，而这也造成了明朝中后期皇帝与外廷关系紧张的局面。
明仁宗朱高炽在位时，因杨士奇、杨荣等人乃是东宫旧臣，因此对他们极为信任，两人不仅得以担任内阁大学士，而且均兼有尚书职位。如此一来，两人不仅掌握了议政权，而且拥有了一定的 行政权，再加上由于深受皇帝信任，他们甚至一定程度拥有了决策权。
自仁宣年间之后，大学士兼任尚书便已经成为了定制，因而内阁大学士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不过这一情况在明英宗早期曾出现过反复，当时因太监王振深受宠信，内阁权力被严重削弱，直到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爆发后，以兵部侍郎于谦为首的外廷官员才重新接手权力，而且由于武将功勋集团在这次灾难中损失惨重，文官集团得以迅速崛起。
“土木堡之变”中因明英宗朱祁镇被俘，明代宗朱祁钰得以登上皇位，在位期间王文以左都御史进吏部尚书后进入内阁，此后诰敕房、制敕房俱设中书舍人，六部承奉意旨，自此内阁开始将议政权和行政权牢牢攥在了手心，六部则成为了内阁的下辖部门，大学士则成为了外廷领袖，而内阁首辅便是实际上的百官之首。
不过，到明宪宗时再度出现反复，其统治初期三位权力较大的大学士李贤(死于1467年)、陈文(死于1468年)和彭时(死于1475年)相继去世后，他虽然将刘定之(死于1469年)和商辂(1477年退隐)等贤良增补进内阁，但同时也起用了名声不佳的万安(死于1489年)和刘吉(死于1493年)，再加上他对万贵妃的过分宠溺，导致内阁权力曾一度大为削弱。
然而，到了明孝宗时期，内阁权力却再度开始加强，刘健、李东阳、谢迁等贤良先后担任大学士，且深受明孝宗朱佑樘信任，再度确立了内阁大学士为百官之首的态势，而团结在内阁之下的外廷，也就此拥有了对抗皇权的实力，这在正德年间被体现的淋漓尽致。
到嘉靖年间，明世宗朱厚熜改华盖殿为中极殿，谨身殿为建极殿，将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书之前，地位大大提高。至此，明代内阁大学士虽无无宰相之名，却已经实有宰相之权。到嘉靖二十一年，权臣严嵩任武英殿大学士后，专擅朝政二十余年，内阁除了没有最终的决策权之外，权力已经完全与从前的宰相别无二致。
历经嘉靖、隆庆两朝，到万历初期，内阁首辅的权力开始达到巅峰。由于皇帝年幼，身为帝师的张居正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加上代为批红的宦官冯宝也与张居正关系不错，于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最后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来，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全部操之于张居正之手，内阁权力达到顶峰。
事实上，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张居正的改革让内阁成为朝廷运转的中枢，张居正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然而，也正是由于内阁权力过大，他们不仅决定着朝廷的重大决策，更是对皇帝本人形成了极大压制和干预，进而导致明朝中后期皇帝与外廷对抗加剧，明朝宦官的崛起同样与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