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8年，两江总督那苏图经过安徽凤阳、庐州等地时，发现沿途土地虽很广阔，却不肥沃。那大人动了心思，下轿直接奔到地里仔细察看，发现麦子、豆类等庄稼一概萎靡不振。
庄稼不好，责任肯定在人，那苏图把目光转向当地百姓。一番考察后，那大人发现“男妇半习嬉游，不事工作”。原来，老百姓根本没尽心尽力在地里干农活，而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嬉游”一类的寻欢作乐上了。而且，这竟然是江北地区的一大传统，“凤、庐、颍、泗等府州为尤甚”。
但是，本地老百姓生活并不宽裕，也没人东跑西颠忙着做生意，那为什么不专心种地呢?
原因竟然是“该处地土广阔”—土地太多!既然家家户户都有用不完的土地，于是扬手撒种，坐待收割，老百姓打心眼里就没琢磨过怎样开展精耕细作，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像灌溉水利、修筑堤坝、春夏耕耘、储粪施肥一类的事从来没人操心，以致民间有了“望天收”的俗谚。
那苏图把所见所闻向乾隆详细汇报，称江北一带之所以收成不好，症结不在土地，而在人。其实，那大人不知道，他的发现并不新奇，此前已经有人向乾隆讲过类似的话，只不过地点不在安徽，而在河南。
1737年，河南巡抚尹会向乾隆奏报称，同样种一亩地，北方的收成以斗计，南方的收成却以石计(1石=10斗)。考虑到环境的不同，存在差距是可以理解的，但差距也不应如此之大。尹大人深入挖掘，发现根源并非一般人认为的南方人聪明、勤快且土地肥沃，而在于南方地窄人稠、土地资源严重紧缺。
在南方，一个人所耕种的田地通常只有十多亩，最多不过20亩，于是“力聚而功专”。人人都花费心思琢磨怎么精耕细作，把这一块地伺候得无比周到，所以收获颇丰。至于北方，“地土辽阔，农民惟图广种”，一个人种的地能达到七八十亩，甚至一百多亩，“多种则多收”，反正土地有的是，种上了就不算浪费，种上了就能打点粮食。有了这种想法，人的精力就会自动瓦解，不能够精心耕种，最终反倒收获极为有限。
如此，不需要太费脑筋，就能找到解决“望天收”的办法。比如，来个釜底抽薪，推行人均耕种土地不得超过20亩的政策，打破土地占有过度的局面，彻底消除人们“望天收”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依赖。这样一来，人人都会主动地投入到精耕细作的大军中去，完全不需要设置一堆相关部门成天忙着催、查、办。至于省下来的土地，种树或养猪，干什么不挣钱呢?
300年前的两则故事放在今天仍有意义，因为一些占尽资源的群体始终或明或暗地对“望天收”不离不弃。以之考量官场，譬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状依然存在，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只有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所以，占用资源太多并非好事，多花些心思在如何有效管理和使用资源上，比拥有甚至霸占更多资源更能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