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的一天，在晋国国都绛城的广场上，一队士兵运来了一座480斤重的铸满了文字的大铁鼎。鼎是官方铸的，主持人赵鞅和荀寅都是晋国执政六卿中的骨干人物;鼎的内容也是官方文件，是晋国前任正卿范宣子于公元前550年制定的刑书。不料，这件事却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孔子听说后就捶胸顿足地大呼：“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为什么会这样惊诧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为什么老百姓看到法律条文就不再尊敬那些贵族了呢?
晋国大臣叔向早已对此做了解释。当时，郑国执政子产也铸了一座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并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叔向看到后惊诧莫名，给子产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若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激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老百姓通法律了，就会引用法律去对抗贵族老爷们了!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对平民用刑，权力可以说是大到了极点。即使有人制定了一些法律，也会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不让百姓知道。只有保持这种神秘性和恐怖性，才便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然而，刑鼎一铸，这种垄断便被打破了，老百姓可以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贵族阶级的权力自然就被削弱了。
事实上，正如孔子和叔向所怀疑的那样，刑鼎的问世并不是某位卿大夫无意间的一时冲动，而是在奴隶社会日益衰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不断攫取政权的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刑鼎之中确实蕴含着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意图。拿晋国来说，刑鼎的出现就有几个大的政治背景。
首先是代表旧势力的晋君的式微。从晋平公开始，晋国君权就开始逐步滑落，大权逐渐转移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各家卿大夫手中，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等六卿。范宣子是范氏族长，赵鞅是赵氏族长，荀寅是中行氏族长，都是六卿中的代表人物。范宣子制定刑书，赵鞅和荀寅再把它铸到鼎上，首先针对的就是晋君。有了成文的法律，卿大夫们就可以与晋君抗衡。
其次是晋国六卿之间的竞争与平衡。六卿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在晋国政坛上轮流坐庄，相互制衡。在还没有哪家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可以一举打破平衡、消灭其他对手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相对稳定的局面，获得和平发展的空间，六卿之间需要通过协商建立一套共同承认的、能够用来调解彼此矛盾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刑鼎可以起到的作用。
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六卿之下的士人、国人等群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六卿铸刑鼎的举动，也是在向这些群体让渡一部分权力，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
正如孔子所料，随着晋君权力不断向卿大夫转移，在刑鼎铸就的79年之后，即公元前434年，六卿中剩下的韩、赵、魏三家几乎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晋君从此开始名存实亡，并于58年后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不仅晋国如此，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也由春秋迈进了战国，由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