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宋钦宗是可以搞死陈东的，开封府尹王时雍代皇上立言，罪名也给拟好了，一是“为意作乱”，二是“劫天子”，哪条罪定下去，都足以斩九族。宋钦宗朱笔提了起来，却瞬间停顿，缓缓说道：“莫急莫急，君主报仇，十年不晚。”宋钦宗的意思是，正气可以不讲，政治却不得不讲。
却说那次，金兵犯宋，李邦彦等人主和，李纲等人主战，朝廷乱成了一锅粥。陈东其时正在太学读书，闻听宋钦宗撤了李纲的职务，忽地站起来，带领几百个同学，赶到宣德门，高呼口号，诉请朝廷恢复李纲职位，同时诛杀李邦彦等社稷之贼。从陈东角度看，这叫请愿活动;从宋钦宗角度看，这叫制造群体事件。
宋钦宗听说陈东制造了不稳定因素，赶紧派了一些太监来驱遣。不料，朝廷这般表态激怒了京城人民—若是李纲被撤，金兵打了进来，京都哪里再开得了课堂?哪里再开得成饭店酒馆?大家都不做声，金兵接下来就要杀自己了!故而，京城人民动起来了，打牌的丢了牌，开店的关了店，纷纷加入到群体活动中。没几时，宣德门前就聚集了好几万人。
宋钦宗居在深宫，却也有点害怕，于是向群众表了态：“李纲用兵失利，不得已罢之，俟金贼稍退，令复职。”宋钦宗的缓兵之计用得好：先好言好语安抚群众，待众人散去，再聚合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只是这次皇帝低估了群众的智慧，陈东等人没被糊弄住，反而更激情奋发，原先在宣德门外，这下冲进了政府机关，也没怎么打砸抢，只是猛敲登闻鼓，将鼓都敲破了。这其实也在制度规定之内，朝廷设置登闻鼓，就是叫群众有事情有诉求时敲的。宋钦宗更害怕了，打发王时雍出面稳定局面。王时雍能说什么话?他只是一味吓群众：“胁天子可乎?胡不退?”这纲上得有点大，那是杀头罪。群众听了更火，这市长不是来解难的，是来问罪的。有几个青年心火被点燃，扔了几个臭鸡蛋，让市长脸上开了酱粪铺，把市长给吓跑了。
学生与群众要求诛杀的对象李邦彦，此时也挺不识形势，从办公室出来路过宣德门，大伙见了，气不打一处来，从货郎担里抓臭鸡蛋扔，从街角拣石子打，还有的脱了鞋子往李邦彦脸上扔。奉命来宣旨的太监，也成了宣泄物，被打死了几十个。
其他罪名不用安给陈东，单是煽动暴乱，就足可将他脑袋割下来。按照朝廷处理群体事件的套路，不明真相的群众或可放过，但首领是不得好死的，所以很多人来劝陈东赶快跑。陈东不跑，说：“君何言之谬邪，吾去，则君等戮矣，顾君等何罪?吾今至是头已在地矣。”事情是我陈东发动的，当由我自己负责。
在如何处理这事件问题上，很多人给宋钦宗拟了意见，王时雍就建议将陈东定死罪。但朝廷对此分歧很大。多数人认为，陈东并没胁迫皇上，其满腔忠义只在爱国，若爱国有罪，那是自毁长城。宋钦宗是搞政治的，这道理他还是门清的。他态度转了又转，终于转到了正确路线上来：恢复李纲职务，当众宣读任命书;事后还表彰了陈东的爱国热情，补陈东官职，赐给住宅，并于四月初九下旨，提拔陈东为迪功郎、赐同进士出身、补太学录。
看上去，宋钦宗是很讲正气的，其实，他只是讲政治。他是一把手，用谁不用谁，要大臣来干预?宋钦宗在心底深处，是将陈东之举列为“为罪作乱”与“挟天子”的，只是看到群众人声鼎沸，他得把“群众路线”作政治来讲一下。他要通过起用李纲，通过不罪陈东，暂时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在军事、经济等方面，宋钦宗脑子不好使，但在政治上还是比较好使的，其心底确实恨陈东恨得要死，在嘉奖陈东的同时，又颁发文件：“自今更敢有招摇倡率不从令者，并斩迄闻奏。”再有新“陈东”，先斩了再说!
也许陈东是单看到了宋钦宗手上举的那面爱国红旗，没看到赵宋家腰上挎的那把血刀。陈东职位升上来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当官了呢?他还是有事没事就爱上书。
陈东后来终究被杀了，罪名都不怎么清楚，好像也没安什么罪名，杀了也就杀了。后来，宋钦宗被金兵掳去，宋高宗上了台，李纲等人哭哭闹闹又要杀敌去，这就犯了高宗心事—若宋钦宗救回来了，那宋高宗就没位子了。历史再次重复，高宗再将李纲罢了官。这回，陈东并没发动学生去游行请愿，只是上书“指摘上躬”，高宗那刀子不好出鞘了。恰在这时，有位体制外平民叫欧阳澈，也匹夫担责来了，上了一疏，其中有不少违碍句子，更有激发皇上吐血的字眼，说皇上国难当头还没心没肺包二奶，生活腐烂得很。高宗发火了，“谓其言不实”。旁边有个叫黄潜善的，趁机对高宗打耳语：如此恶毒攻击领袖，该杀!杀一个平民有多大事?高宗都不用朱笔批示，点个头就OK。黄潜善趁高宗在火头儿上，顺势说：那个陈东也该杀。
黄潜善之所以要把陈东做并案处置，乃因陈东在其上疏里，叫高宗用贤臣诛小人。陈东所谓的贤臣是李纲，所谓的小人恰是黄潜善。高宗有点犹豫，宋太祖立国时立了法，不杀言官的，哪能乱杀?黄潜善又打耳语：“言不亟诛，将复鼓众伏阙。”若陈东再搞一次群体事件，咋办?杀了算了!于是，“壬午，斩太学生陈东、抚州进士欧阳澈于都市”。
比较而言，杀陈东，上次名正言顺一些，罪名也好找，但那不是时候，群众聚会没散，群情正在激愤，哪里杀得?不是不杀，而是时辰未到。
以辩证法来看，杀陈东，对宋高宗而言，是既加分又减分之事。加分的是，宋高宗除了心腹之患，心里增了十分乐;减分的是，暗害了忠义之士，给其执政合法性带来损伤。不过，对善搞政治的人来说，坏事也可变好事，作个检讨啊，拟个罪己诏，负数马上变正数。宋高宗后来几次向国民道歉：“始罪东等，出于仓卒，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又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以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言辞甚是恳切，宋高宗马上获得了明君的荣誉称号。
若宋高宗真出了眼泪，也是好的，只是宋高宗的眼泪是鳄鱼泪。他在公开场合文绉绉写罪己诏，但在行政系统里却恶狠狠再颁绞杀令：“伏阙事倘再有，朕当用五军收捕尽诛之。”五军?哪五军?海陆空三军，再加上警察，算四军，另外一军是什么?是黑社会军吗?这个，我没去考证。但宋高宗有的是权力资源，给他当杀手的，肯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