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讼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是“大干例禁”的违法角色，是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
刘衡是清代一位颇有政声的官员，道光年间曾任四川巴县知县，后来巴县知识界为他总结的政绩中，有一条是“本宦干济英明，以勤政、爱民为先”，而所举的例证有一项即惩治讼师：“巴邑讼最繁，讼师辈因缘为奸，公下车即侦知猾魁为某某，先为摘伏”，于是其他讼师“惶慑敛迹”。这个被称为“猾魁”的某某到底如何兴风作浪，刘衡到底如何“摘伏”其人，现已无从知晓，但刘衡惩治讼师的手段无疑是很严酷的。
晚清陕西有一位被地方官员深恶痛绝的著名讼棍陈思周，据说他“积案如鳞”，汉中知府将之捉拿，向上汇报处理方案：“请锁系五年。”时任陕西按察使的樊增祥认为太轻，要求加大惩处力度，“重责一千板，锁系铁杆巨石十五年，期满察看禀夺”。
讼师因何而受如此严酷的惩处呢?官方给出的理由有许多，归纳起来主要是唆讼、诈财、挠法三条。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把所有责任都推给讼师，显然不公平。
樊增祥在陕西按察使任上时，临潼县的讼师薛含瑞控告粮差李兴等人剥削粮户、侵吞钱粮，使李兴等人吐出了一百三十余两银子，但这些银子并没有回到粮户手中，而是被薛含瑞占有。在这个案例中，樊增祥认为银子“呕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讼棍之腹”，所以，薛的行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为民申冤。但不管怎么说，薛也遏制了粮差李兴等人的贪腐，因此其行为很难说是唆讼或诈财。又比如，以挠法而论，官方认为讼师“奸回巧诈，逞其伎俩，以挠国家之法，使是非、曲直无从辨”，但地方官员掌控司法大权，如果他们能够明辨是非、秉公断案，讼师又如何能“挠国家之法”?是非、曲直又怎么会“无从辨”?
实际上，真正让地方官员感觉不爽的是，讼师的行为挑战其权威，影响其政绩。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官员既管民政也管司法，但他们是行政官僚，并不是专业的司法人士。官员们不懂法，也没有必须依法办事的思维，但其权威却绝不容许挑战。讼师大多是进不了官场的读书人，他们既然要靠提供诉讼服务谋饭吃，对律例自然比较熟悉。民间老百姓不懂法律，只能任由官员判决，懂法而又以此谋生的讼师，自然唆使当事人翻供、上诉或越诉，这些都有碍甚至挑战官员权威。
古代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中，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就是“讼清狱结”。“无讼”是最高的追求，讼案多、积案多，在考核时得到的评价就会是负面的。地方官员当然不会反省自己，而只会把责任推到讼师身上，认为是讼师教唆、挑起诉讼，才致使许多案件屡屡翻案乃至越级上诉，久拖不决。
因此，讼师自然不受官员欢迎，受到严酷惩处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细究官员们的心态，权大于法、权力不希望受到制约的思维惯性，似乎总是挥之不去。对历史上的讼师群体，民国时人赵秋帆的评论比较公允。赵秋帆认为，清代“播弄乡愚，恐吓良善，从而取财”的讼棍是有，也应当被惩治，但讼师中不乏杰出之人，他们“守正不阿，洁身自好，以三寸毛锥子，鸣不平人间事”，所以“未可一笔抹杀也”。
如果社会中真的充斥唆讼、诈财、挠法的讼棍，而缺乏刚正不阿、洁身自好者，那么该反思的，就不是讼师的个人道德，而是制度安排是不是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