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出身寒微，祖上世代以农耕为业，但这位贫农出身的孩子却天赋异禀，特别聪明，九岁就能写诗作文。
公元983年，王禹偁参加了科举考试，高中进士。不久，宋太宗召他来面试，提拔他为右拾遗。989年，宋太宗面试贡士，又召试王禹偁，面对皇帝出的题目，王禹偁“赋诗立就”，宋太宗又提拔他为左司谏、知制诰，担任自己的秘书。
按说，像王禹偁这样的千里马，得到了天下最大的伯乐—皇帝的赏识，应该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了。然而，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王禹偁是聪明，但聪明人也分两类，一类以聪明“务实”，一类以聪明“务虚”。识时务者为俊杰，务实者借势发力，顺水推舟，往往谋得高官厚禄;务虚者好以天下为己任，事不关己却少见多怪，专以找茬儿、挑刺、针砭时弊为能事，常常让领导左右为难。很可惜，王禹偁属于后者。
也许是官场“厚黑学”的书读得太少，王禹偁性格刚正，为人耿直，好议论朝政，好批评别人，在该颂圣时规劝，在该闭嘴时批评，口无遮拦，从不顾忌。比如，宋太宗特意召试他，并提拔他为右拾遗，这种皇帝高兴、自己也高兴的时刻就该说说客套话、感恩一下呀。他却当天就送给皇帝一份《端拱箴》，劝宋太宗戒奢侈、行节俭、施仁政，好像皇帝是个无道昏君一样，这怎么会让皇帝高兴?
又比如989年冬，京城大旱，民不聊生，这种时候就该出点救灾的主意，他却不识时务地向皇帝上疏，说什么“一谷不收谓之馑，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皆损其禄;饥则尽无禄，廪食而已”，并建议宋太宗下诏，除了宿卫军士、边庭将帅外，其他官员都减少俸禄。于是，朝中大臣几乎被他得罪光了。更可笑的是，在王禹偁短暂的仕宦生涯中，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愚蠢行为，还远远不止一两次。
991年，庐州(今安徽合肥)尼姑道安状告老翰林、著名文学家徐铉与嫂子姜氏通奸。经审查，道安系诬告，本当受罚，但宋太宗下诏赦免了她。对于皇帝已经决定了的事，王禹偁颇不识相，坚决要求治道安的罪，并为徐铉雪冤，弄得皇帝很是生气，把他贬为商州(今陕西商洛)团练副使。
995年，宋太宗已经召还他为翰林学士，作为一个重新被起用的贬官，吃一堑长一智，应该学乖了，不能说的就别乱说，可是他偏不。这年四月，宋太祖的孝章皇后去世，宋太宗不按当时的礼制治丧，自己不为皇嫂穿孝服，也不让大臣们临丧。个中缘由，大臣们心知肚明，无非是孝庄皇后在宋太宗登基前后有过对他不利的言行，因此人人噤若寒蝉。唯独王禹偁充当出头鸟，说“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弄得宋太宗雷霆震怒，以诽谤罪把他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知州。
宋真宗即位后，为显示新朝气象，又把王禹偁调回京城任知制诰，编撰《太祖实录》。当时，张齐贤、李沆同为宰相，两人不和。在这一山不容二虎的权力斗争面前，王禹偁老毛病又犯了，从中横议曲直，把张齐贤给惹恼了。他发现王禹偁在编撰《太祖实录》时，该用曲笔的时候过于直白，暴露了先帝的隐私，便以“轻诬”之罪，到宋真宗面前告了一状。于是，王禹偁又被驱出京城，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知州。
三遭贬谪，王禹偁仍不思悔改，甚至还写了一篇《三黜赋》以明志，中有“屈于身而不屈于道兮，虽百谪而何亏”之句，好像被贬官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宋史》对他的评价是：“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真可谓一语中的。像他这种不懂官场哲学、不懂生存哲学的知识分子，在以利益为纽带的官场，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此后，才华横溢的王禹偁再未得到朝廷的重任，不久便在黄州任上郁郁而终，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