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那就是人人称赞的民族英雄。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在浙江义乌成立的戚家军，在戚继光的统领下，戚家军军纪严明，训练有素，拥有着东亚最先进的装备，戚家军百战百胜的战绩和高达十余万的斩级记录，让这支军队被誉为“16世纪东亚最强军队”。
然而，这一支为朝廷立下无数功勋的戚家军最后的结局竟是那三千三百名戚家军死于非命，他们没有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关于戚家军被残酷绞杀，要提到一个历史事件——“蓟州兵变”。通过《明史·神宗本纪》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的情况来看，这次兵变似乎并不起眼，但若是再去研究另外几本史料，就会发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事件背后隐藏了明末历史上一幕血腥且耻辱的悲剧。
如《神宗实录》、《明史》、《两朝平壤录》等史料，其中的《神宗实录》有提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挟双粮鼓噪，蓟镇督、抚、道臣擒其倡乱者正法，余党尽驱南还，奏闻兵部覆请，报可。”大概解释了“蓟州兵变”的前因后果，其中的防海兵就是戚家军，给他们定下的罪名是戚家军因为朝廷没有按规定发放给他们钱粮与赏赐而不顾军纪发动兵变，最后被朝廷斩杀。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结合《两朝平壤录》中“南兵撤回时，以王赏不给鼓噪于石门寨”和《明史·王保传》中“(南兵)道石门，鼓噪，挟增月饷”的记载来看，戚家军暴起的原因确实是粮饷问题，但是《两朝平壤录》中的“(王保)遂以激变耸惑军门，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却使蓟州兵变显得颇为耐人寻味。
加上在兵变发生前一年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月初三，辽东巡抚李化龙曾在奏疏中提到“南兵东征稍有损伤，合无仍募足三千七百名”，这里提到的人数和戚家军损失“千三百名”的记载完全符合，所以“(戚家军)千三百名保尽诱杀之”的记载是准确的，也就说明当时的戚家军并没有携带武器，同时也没有发动所谓的兵变，由此也可推出这最后的真相了。
万历二十三年(1595)十月二十日，戚家军刚刚打完“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回到驻地，可朝廷先前答应的钱粮与赏赐，却是迟迟没兑现。愤怒的将士们当然要讨说法，新任的蓟镇总兵王保却耍了花招，把他们骗到演武场列队，接着就把脸一翻“击之”，向这些未有防备，手无寸铁的军人，举起了一把把弓箭和屠刀，三千三百多人被杀，景象惨不忍睹，在御史马文卿和兵部尚书石星的颠倒黑白下，王保竟然成了平定兵变的功臣，策动这场骗局的文武官员们各个升官发财。
而这些为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士们，被赞为“明朝最强军队”的戚家军，个个都是热血男儿，却不料竟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战场生涯，他们没在鞑靼人的铁蹄下倒下，也没有倒在倭刀倭铳下，却被他们浴血保卫的大明朝廷，以这样一种可耻的方式虐杀，真是可悲可叹啊。
为何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据当时的局势可以发现一个很明显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军之争。戚继光为何特意要将南兵，也就是戚家军的部队调到蓟镇，就是想以此作为垂范，整顿北兵的风气，借此来练兵，戚家军的军纪有目共睹，即使在出国的远征中也同样如此。但这样做，必然会伤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时也造成南北兵之间的矛盾，戚继光在的时候，还不至于表现得很明显，等戚继光去世以后，裂缝就越来越大。
南北的争端，并不局限于军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张居正、戚继光去世后，朝中继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会偏向老乡。等支持南兵的宋英昌被罢官后，南兵更加势单力孤，无人为他们说话，前面答应的饷银，更是不知找谁去要。这样的南北矛盾以及势力差距也就导致缺少支持的南兵被心怀怨恨的北方军官王保诱杀，而南兵还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的重要原因。
还有另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明朝军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弊端以及万历皇帝和大臣们的荒唐国防观念。明朝在军队制度上的发展，从起初的军户制到随后的募兵制，发展到万历晚期，已经运行得越来越艰难，从根源上，又与财政息息相关，仰赖张居正改革十年间，国库得以充实，不过“万历三大征”一打，就再也没有恢复。而在整个万历皇帝统治时期，对于武备的废弛，也早就是常事，万历皇帝本人一辈子花钱如流水，专注于挥霍享乐，“清算”张居正后，朝堂百官也是倾轧不断，在他们看来，军队就是一笔财富，平日压榨日常挥霍就好，完全忽略武备的重要性。
不光是戚家军，还有肩负海防重任的福建水师，当年与戚继光齐名的余大猷创建的京营战车营，到了万历晚年，这些曾威风八面，战功赫赫的战队，要么被裁员要么就被常年废弛，军队萎靡不振，战车干将也各个“朽坏不堪”。
所以，因为朝中的南北之争，万历君臣荒唐的国防观念以及万历皇帝的短浅目光和不作为，最终导致了明朝最强军队戚家军被屠戮的惨剧，英雄没有在他们驰骋的战场上牺牲，却死在了他们浴血保卫的大明朝廷手下，这个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王朝接下来自然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