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汉王朝历经前几任帝王的努力，终于不辱使命，交出“文景之治”的“漂亮成绩单”。
然而，潜藏在“文景之治”表象下的真实历史，是否名副其实?
司马迁描述文帝时的老百姓是——“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而且，他的《平准书》，也歌颂了景帝末至武帝初时社会繁荣的景象。
从司马迁笔下的“盛世图”看来，国家的政策是奏效的。对老百姓而言，“民则人给家足”;对国家的经济而言，“都鄙廪庾皆满”、“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
然而，如果细究，似乎便能让潜藏的问题浮现出来。
疑问
《平准书》中歌颂的文字，有个大的前提，那就是——“非遇水旱之灾”。
如果当时社会真的普遍达到“民富”，那何以“遇水旱之灾”，老百姓便无法“人给家足”?
按理说，如果国家的财富累积到史书所言般的殷富，老百姓也丰衣足食，那么偶尔仅“遇水旱之灾”，断无无法自给之理。
假设，农民积存不足以应急，但是以国家太仓“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现象来看，绝对有办法度过一时的水旱灾问题。
如此看来，汉初以来到武帝初年所建立的社会经济，似乎有重新商榷之处。
司马迁的解释
其实，司马迁早已在文中说出了原因：
“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
这一句，太史公将国家制度所带来的问题，如实道出。这些“役财骄溢”，以及横行乡里的“兼并豪党之徒”，不但日益严重，而且成为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支撑汉代经济的最主要力量，来自于大多数劳动的农民。西汉政府的重农政策，也是为了照顾这一群人。
不过，在这一时期，西汉政府的安抚流民、轻薄徭役政策，似乎只使得国家、地方官吏和农村里的大地主得利，加以“网疏”，所以更造成这些“兼并豪党之徒”，肆无忌惮地吞并农民的土地，为所欲为。
所以，在“文景之治”的背后，正是一批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的无穷灾难与痛苦。
贾谊和晁错的解释
如果再对照贾谊的文字，便可发现大多数由国家给予土地的小农，究竟处于何种境地。
贾谊说，经过四十多年的生聚，到文帝继位之初，国家和百姓仍然缺少粮食储备，所以，天旱歉收时，百姓就会感到畏惧;若年成不好，老百姓就必须卖掉爵位和孩子。
由此可见，这四十多年的努力，还无法在大多数人身上收到成效。
这种情景又延续了十年，这群靠着“土地和老天”吃饭的农民，其贫苦似乎不见改观。
晁错在上文帝书中，说得十分明确——普通人一年辛苦所挣的血汗钱，根本不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事实上，“文景之治”时期农民入不敷出的境遇，与战国李悝变法时魏国农民的情况并无二致。
可见，西汉经过40多年的休养生息，似乎并没有使广大的一线农民，在生活品质上有相对的提升。若是再加上“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那势必更惨。
赋税和徭役
西汉赋税徭役名目十分繁杂，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
政府对于百姓，均按照民户人口、年龄、性别和土地财产等情况，详加登录成册，严格控制，即所谓“编户齐民”。
政府以此作为征收租赋、征调徭役和兵役的依据，而且，编户后便不可无故迁移，如果丢掉户籍逃亡，被逮捕就得入官奴。
依此，国家规定的赋钱和徭役，均以“人头”为依据。7岁到14岁的人，出“口赋”20钱;15岁到56岁的人，出“算赋”120钱;还有“献赋”，原无定额，自高帝十一年起，定为每人每年63钱。
除此之外，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政府提供繁重的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
服劳役，不但要负责国家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如修陵、营造宫室、治理河渠等，还包括地方性的小役。
而西汉兵役的期限为两年，第一年在本郡县当正卒，第二年轮番上京师当卫士，或到边地当戍卒。
一个西汉普通人，其一生中服劳役与兵役的时间，至少有1600多天，可见当时普通人的负担有多沉重。
在“文景之治”的光鲜外衣下，那些真正处在底层的普通人，该如何度过无以为继的困顿生活?
国家的荷包赚足了，面子也有了光彩，但“里子”，却是百姓勒紧裤腰带来支撑的。史实也证明，虽然有人逐渐成为像陈平那样的大地主，但这种情况，对普通人而言，诚属少数。当时绝大多数农民，在国家赋役、自然灾害和生产量不足的情况下，逐渐趋于贫困，甚至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