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首先这个概念就是一个问题。如《旧唐书》等史料上的记载，一般都是“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德裕、宗闵朋党相倾”“文宗以二李朋党，绳之不能去”“（宗闵、德裕）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可见，其中搞党争的人物，主要指的是李宗闵、李德裕，根本没牛僧孺什么事。
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牛、李”，其实指的是牛僧孺、李宗闵，是这两人结成朋党搞政治斗争，而李德裕根本就没有党。
这个话题说起来会很长，我们暂且不展开了。无论如何，牛僧孺和李德裕各自所属的圈子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毕生的死对头，我们就按照习惯说法，将概念限定为两人各自集团的斗争，然后看一下产生的原因吧。
一、元和三年（808年）对策案？
这可能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但也可能是离真相最远的。大致的经过是，元和三年四月，朝廷举行了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
考试中，几位考生发挥出色，作答紧扣主题，文辞犀利，无所避讳，抨击时政，表现出了极高的才华和思想水平。他们的名字正是：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
看到他们的试卷后，主考官大喜过望，立即将成绩署为上等，并在第一时间报告了当时的皇帝唐宪宗，宪宗看后也是龙颜大悦，打算给这几位考生从优安排工作。
不想事情在此时出现了转折，当朝某位权贵（ 贵幸/权幸） 听说以后，认为几位考生是在讽刺挖苦自己，跑到皇帝面前哭了鼻子（ 泣诉于上），并揭发 有的考生是考官亲戚，其中必定存在营私舞弊行为。
经过调查，所谓的亲戚关系得到了证实，宪宗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免除了考官的职务，几位考生也被撇到一边，长期不给分配工作，致使他们不得不去藩镇的幕府里任职。
而那位泣诉于上的权贵，一说就是李吉甫。
在唐朝历史上，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公案，很多观点都认为，这起公案为日后长达四十多年的党争埋下了伏笔，或许李吉甫没有搞党争的主观故意，但这个泣诉于上的行为，却给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更为他儿子将来的政治生涯埋下了一颗地雷。
古往今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辨析和研究，但到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这个说法是错的，这位贵幸并不是李吉甫。
证明
要证明这一点并不困难，首先在史料记载中，这个“泣诉于上”的人就没有定论，有的地方说“权幸”，有的说“贵幸”，还有的说“李吉甫”，哪怕不看别的，光看概率，李吉甫的可能性最多也就33.3...%。
其次，史书说几位考生的文章是讽刺权贵，那么只要能看到他们的文章，到底是在讽刺谁，自会一目了然。以前的时候，因为史料搜集困难等原因，很多人并不知道考生写了什么，稀里糊涂也就信了，但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努力，目前皇甫湜的原文和牛僧孺文章的梗概都已经找到了。
从中我们能够发现，两人抨击的主要对象就是宦官，对宰相反倒比较认可。
如皇甫湜的文章：“夫猥狎亏残之微，亗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其中的“猥狎亏残”“皂隶”，很明显骂的就是生理不健全的宦官。而他对宰相的态度，反而比较赞赏“宰相忧勤奉职”，并要求皇帝多与宰相见面“日延宰相与论文理”。
牛僧孺的文章言辞相对委婉，但也批评了“幸臣专命”的现象，而且联系上下文所知，这个“幸臣”和宰相也不是一回事。如“接百司之情，未尝尽材，故幸臣专命矣”，下文接着是“谓之宰辅，不见于涉旬；谓之公卿，不见于越月......”很明显，文中的“幸臣”和“宰辅”是并列关系。而按照唐代惯例，宰相这种重臣也不会以“幸”来修饰，这一般指的都是皇帝身边的人，也就是宦官。
讲到这里，事情已经差不多可以澄清了，牛僧孺、李宗闵等几位考生，在科考中仗义执言，遭到了宦官的嫉恨，于是某位宦官大佬到皇帝面前哭着进了谗言，导致他们后来仕途坎坷。如果说李吉甫有什么错，最多就是在这起事件中保持了沉默，没有给几位正直的考生说几句公道话。
但事实上，李吉甫是有苦衷的。
就在对策案发生之后，右仆射、判度支裴均趁机在朝中散播舆论，污蔑几位考生的文章是李吉甫授意写的，试图借宦官的手来扳倒他，谋求相位。（裴均为仆射、判度支，交结权幸，欲求宰相。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
而当时朝中无人不晓，裴均才是真正的宦官党羽，他是左军中尉窦文场（已去世）的养子。
无论如何，裴均那状是告的太狠了，李吉甫有口难辩，纵使本来可以替那几位考生开脱，现在为了躲避嫌疑，也不好开口了，只能保持沉默，希望尽快息事宁人。
而学者认为，这个黑锅最终被扣到他头上，主要是因为后来牛党的暗箱操作。众所周知，虽然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年轻时抨击过宦官，后来掌权时却借助了宦官的力量，那些年轻气盛时候写的东西也就成了政治包袱，而由于李吉甫是他们死对头李德裕的父亲，正可以移花接木，给他扣上黑锅，同时打压李德裕。
笔者也以为，这恐怕更接近这段公案的本来面貌。
如上所述，元和三年对策案不是牛李党争的起因，甚至可以说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么真实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呢？
二、长庆元年（821年）科场案？
如果说牛李党争的起因并非元和三年对策案，而是牛党泼的脏水，那很多人关注的长庆元年科场案，是否是真正的原因呢？
史料上是这么说的。
长庆元年，杨汝士担任了这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我们都知道，进士科是唐朝最重要的科举考试，考中后虽不能马上做官，却是入仕最完美的起点。所以同僚段文昌、李绅知道后，都提前跟几位考官打了招呼，请他们录取自己推荐的考生。
却不料，成绩揭晓之后，两人请托的考生都落榜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知名人物的亲属，如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都榜上有名。
段文昌很生气，在李绅、李德裕等人的鼓动下，向朝廷投诉考试不公正，于是当时的皇帝唐穆宗下令重新主持了一次考试，结果，那几个考生全部落榜，这下考官杨汝士，以及亲属高中的李宗闵等人就被扣上了徇私舞弊的帽子，贬了官。
整个事件看起来有点无厘头，这绕了一大圈，和牛李党争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笔者理解，逻辑应该是这样的，李绅和李德裕关系极好，两人是仕途上的死党，也是后来所谓的“李党”成员，李宗闵、杨汝士则是后来“牛党”成员。
既然李绅、李德裕支持段文昌投诉举报，把杨汝士的工作搞砸了，把李宗闵女婿的高考成绩作废了，那么两拨人自然会产生矛盾，从而导致了日后的党争。
问题在于，整起事件中，既没有李德裕推荐的人，也没有他想包庇的人，他为什么要掺和这件事呢？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李德裕因为李宗闵“尝对策讥切其父，恨之”，所以挟私报复。但如我们前面所说，元和三年对策案本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事件，真实性不能成立，那么李德裕这个动机就不存在了。
尤为重要的是，李德裕参与这件事只在《资治通鉴》《旧唐书·李宗闵传》有记载，而在段文昌传、杨汝士传、李德裕传中，根本没有提及，按照孤证不立（资治通鉴一般不被视为正史）的原则，这件事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不能当做实锤来参照。
当然，李绅参与这件事有多条记载能够互证，我们也可以假设李德裕为了帮李绅出头参与了这件事，因此和李宗闵结下了仇，并进而和李宗闵所在的牛党成了对头。
但长庆元年科场案作为牛李党争的起因，也只能说有一定可能性，证据并不充分。
三、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拜相和李德裕外放事件？
长庆三年，经过一番眼花缭乱的政治斗争之后，裴度、元稹双双罢相，李逢吉成了朝中唯一的宰相。
唐朝实行的是集体宰相制，编制严重空缺，自然还得进人。在当时的年轻后备干部当中，有两个人呼声最高：
牛僧孺、李德裕。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是很优秀的。
牛僧孺，字思黯，甘肃灵台人，元和三年的制科考试中，他仗义执言，抨击宦官，虽然遭到权幸的打压，一时仕途不顺，却在文官圈子里积攒了很高的声望。后来靠着自己的打拼和前辈的提携，一步一个脚印，当上了户部侍郎。
多年前，宣武节度使韩弘曾花费巨额钱财，结交朝中各级官员，后来韩弘去世，账本落到有关部门手里，又到了穆宗手上。
天生好奇心的穆宗把这玩意当成了趣味读物，没事经常拿着翻一翻，结果发现，当时的高官基本全部沦陷，纷纷在糖衣炮弹的进攻下败下阵来，只有一个例外。
上面写着：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钱千万，不纳。
身为一个手握财政大权的官员，竟然能不贪钱财，在众多腐败分子中出淤泥而不染，别人送钱都不要，这份操守是多么可贵啊！
穆宗看后大为惊喜，自此牢牢记住了牛僧孺这个名字。
然而，穆宗喜欢的不光是牛僧孺，事实证明，他对那个牛僧孺将来的死对头，也是一样喜欢的不行。
李德裕，字文饶，河北赞皇人，唐朝中后期最知名的政治家，自幼胸怀大志，苦读经史，成年后，以父亲恩荫入仕，历任地方、中央，颇有才名。
穆宗当太子的时候，对外朝几个大臣特别钦佩，这其中以李吉甫为最，而李德裕的性格和为人，跟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性情孤傲、不苟言笑、意志坚定、深谋远虑，综合爷俩平生的功业来看，李德裕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对这样的人，穆宗自然没道理不喜欢，继位不久，就让李德裕当了翰林学士，经常陪伴自己左右。
虽然李德裕没有考过进士，但人家那是嫌弃进士科浮华，不屑于考，他本身学问扎实，对经学钻研极深，擅长《汉书》《左传》等，哪怕没参加过高考，也够得上保送生水平。在当时的翰林院中，有“三杰”或“翰林三俊”之称，指的就是元稹、李绅和李德裕。
一个是清正廉洁的财政部副部长，一个是名相家中的翰林才俊，如果让穆宗来选择的话，我认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实在不好取舍。
两人全部拜相倒省事，可他们又太年轻了，一个四十二（牛僧孺），一个三十五（李德裕），搁现在都是80后的年纪，这样打破常规破格提拔，免不了被大家议论。
穆宗发愁的时候，李逢吉帮他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年三月，他做出了那个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决定——举荐牛僧孺为同平章事，同时把李德裕外放为浙西观察使。
为什么李逢吉要排挤李德裕，青睐牛僧孺呢？
因为他讨厌李德裕。（时 德裕与李绅、元稹俱在翰林，以学识才名相类，情颇款密，而 逢吉之党深恶之）
讨厌元稹，是因为两人争夺过相位，讨厌李绅，是因为两人关系不合，而李德裕和元稹、李绅都关系极好，那李逢吉实在没理由喜欢他。
此外，李逢吉对李德裕的厌恶，还可能牵涉到了一件有点久远的事件。
元和年间，朝廷征讨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时候，李逢吉和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的）政见不合。李吉甫是坚决的主战派，李逢吉是主和派，后来还因此被贬了官，虽然这事不是李吉甫干的，但李逢吉此人心胸狭隘，睚眦必报，自然对他和他的儿子都不会有好感。
更过分的是，李逢吉把李德裕外放也就得了，此后还把他按在地方，一待就是八年，没有得到半级升迁。我们思考一下，李逢吉这样做可能有更险恶的用心，就是通过捧牛踩李，让两人之间产生嫌隙。
李德裕被排挤，会把这笔账算在竞争对手牛僧孺的头上，牛僧孺被提拔，心中不安，也会对李德裕产生防范，而牛僧孺既然有了对立面，也就不得不接受李逢吉的庇护，成为他的铁杆和死党。
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也认为“由是牛、李之怨愈深”。
其实，牛僧孺和李德裕早年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年轻时候，两人曾一同参加过宴会，有过交往，谁也不会想到日后彼此将成为死敌。但政治斗争是残酷无情的，这件事情一出，两人也不得不分道扬镳，选边站队，自此踏上了日后漫长斗争的起点。
此外，关于牛李党争的起因，还有“元和十年裴度拜相”等说法，但笔者看来，那起事件牵涉的人物已经太多，时间已经太过久远，而且和李德裕、牛僧孺本人的关系也不大。
以长庆三年（823年）牛僧孺拜相和李德裕外放事件作为牛李党争的起因，或许不能视为定论，但仅从牛李之间的纷争来说，可能更加直接、清晰。
参考资料：
王炎平《牛李党争考论》、傅宗璇《李德裕年谱》、丁鼎《牛僧孺年谱》、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