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忠录》是关于岳飞资料的选辑，包括岳飞生平史实与著述、历代朝廷褒典与文人赋咏等，是岳飞资料选编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并且推进了说岳故事的广泛传播，是岳飞史事与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版本被认为是袁纯所辑景泰刊本，但考察其中收录诗文，此本在袁纯景泰年间编辑的基础上有所增补，增补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精忠录》现存另一版本为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此本来源于明代弘治刊本，刊刻精良，版本完整，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精忠录》“古今论述”等相关内容，我们可以认识宋代以来岳飞资料编辑的传承发展；又由于从《精忠录》衍生出通俗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从二者对比可见明代嘉靖年间讲史小说的编撰方式之一斑。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之事，千百年来闻之者无不感慨唏嘘，自宋孝宗以来历朝封赠褒奖，文人歌咏无数，民间广为传播。文人志士歌之咏之尚不足表达胸臆，遂有人编辑岳飞传记资料，附以历代题咏之集，如此借岳飞事迹的传播，表达对历史深沉的感慨。《精忠录》就是其中一部。
《精忠录》辑录岳飞生平史实与著述、历代朝廷褒典与文人赋咏等，是岳飞史事与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在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中多见学者论及藏于海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或许因为此书国内不容易看到，因此，学术界涉及《精忠录》的相关论述多语焉不详。事实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李氏朝鲜本《精忠录》，由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著录域外刊印本，所以，似乎少为学者所知；而且，还有另一种版本的《精忠录》，藏于安徽省图书馆，此本似乎未见学界关注。笔者在点校整理《精忠录》现存二种版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介绍《精忠录》见存版本和版本的流传情况，以及《精忠录》在岳飞资料汇编与岳飞故事传播中的意义。
一、《精忠录》见存本之一：安徽省图书馆藏本
藏于安徽省图书馆的《精忠录》明代刻本（以下简称安图本）一册，开本（高×宽）29.0×16.3cm，板框（高×宽）21.8×14.8cm。残损较严重。图一卷，残存25幅图（包括一幅半叶残图），为一叶全幅大图，图卷版心题“精忠录图”。正文三卷，行款为半叶10行，每行20字。卷一首题“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一”，版心题“精忠录传”。卷二首题“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二”，附录岳飞著作，“御军之术大端有六”，“诸子”，“附孙岳珂诗叙”；版心题“精忠录事实”；卷末题“重编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毕”。卷三首题“集古今诰文诗歌三”， 版心题“精忠录诗文”（间有一些题“精忠录诗”），卷末题“□①歌行三终”。笔者整理、点校中发现，此书版本情况较为复杂，前人所定刊刻时间有误。
此本未署编者之名，亦无刊刻时间，前人定为袁纯编辑、于景泰年间（1450-1457）刊刻，主要根据此书中陈贽的一篇诗序——《题庙并序》谓：“正统己巳，翰林侍讲徐先生有贞以使事过其处，询诸父老，审其为王生长于斯无疑也。疏闻于朝，请建祠宇，赐额为‘精忠之庙’，有司春秋二祭。先生又恐劳民，乃以义劝，率有司官寮、庠校师生、境内父老愿出己赀助建者，听人心好义者，众欢然趋之，不日庙成。而始终专任其事者，汤阴典教袁君纯也。景泰六年，先生由春坊谕德进升佥都御使，出抚山东，董治张秋溃堤。既就绪，因过汤阴，撰文立石，用纪建庙之岁月。而袁君又裒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缮写成帙，题曰‘精忠录’。玆君以考满上吏部，选拜监察御史。以余有同浙之雅，以《精忠录》见示，且畀校正，将欲锓梓以广其传。”②
可以确定的是袁纯于景泰年间编辑《精忠录》。此亦见之于商辂《汤阴县精忠录序》记载：
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③
此商辂之序不见于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应该是卷首残损之故。以商辂之序结合天顺元年（1457）十月《皇朝敕赐忠烈庙公移》、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④之记载，可知袁纯编辑《精忠录》的背景：正统十四年（1449）徐有贞倡议修建汤阴鄂王庙，次年建成，景泰二年正月敕赐庙额，题为“精忠之庙”，袁纯辑录时人题咏新庙之作，编成《精忠录》。
袁纯，杭州府新城人，明正统九年（1444）甲子科中举。⑤正统己巳（十四年，1449）徐有贞视察岳飞祖墓时，袁纯以汤阴县教谕身份随郡县官员一起陪同。⑥《明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九记载，景泰七年（1456）八月，袁纯由“试监察御史”“实授监察御史”。⑦ 袁纯编辑《精忠录》大约起于景泰二年（1451），至景泰六七年间编成，但还在征求增加新作。陈贽《题庙并序》就是此时新增入的。陈贽《题庙并序》之前为马伟之诗，诗前小序曰：“伟尝乘轺经汤阴，朝廷新建岳武穆祠，僭留题邺城。岁甲戌冬，改官于杭。履任之十有二日，值除夕，郡遵故事，祭王墓于西湖。因睹赵孟頫所作，感悼不已，遂次韵勉成一律，并以前所题于邺之作，并录于此。”⑧马伟之诗写于甲戌（景泰六年，1455）除夕，袁纯编入《精忠录》则最早在景泰七年。此本卷末的马伟、陈贽、邵玉应该就是袁纯景泰之编最后征求诗作的三人。从商辂序文来看，商辂作序也应在袁纯“暨入朝为监察御史”的景泰七年（1456）前后，因为景泰只有八年，天顺英宗复辟，商辂就被削职为民达十年之久，今商辂之序文似未见此坎坷。由此看来，景泰七年（1456），袁纯之编《精忠录》“将欲锓梓”，但是否锓梓，则未能确定。
而现存于安徽省图书馆的这本《精忠录》并非景泰刊本，因为此书卷三所录诗歌有不少出于景泰之后，其中所注诗人身份为景泰之后的官职。如“九十三翁萧山魏骥”，据《明史》列传第四十六，魏骥于景泰元年（1450）77岁致仕，成化七年（1472）98岁卒⑨，可见，魏骥写此“两河疆土志全收”一诗，或者此诗被编入《精忠录》一书时，已是成化二年（1466）。此本《精忠录》从魏骥到“昆山吴璘”录25位诗人⑩，都可确定为天顺、成化年间的官员，多能从《明史》或《明实录》中查找其任职时间，其中19人在《杭州府志》卷十有明确记载11。如刘定之，注为“翰林学士”，据《明史》列传第六十四，刘定之在天顺年间（1457-1464）才进为“翰林学士”。12丰城杨瑄注为“浙江副使”，查之《明史》列传第五十，杨瑄至宪宗即位，才迁浙江副使，据《杭州府志》则为成化十年（1475）间。云间高举注为“浙江佥事”，据《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记载，高举成化年间担任浙江佥事13，《杭州府志》记载为成化七年（1472）间。其中，河湟朱绅注为“浙江按察使”，据《明宪宗纯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记载，朱绅于成化八年（1473）四月由浙江按察司副使升为本司按察使。14朱绅是此书中可确定任职时间最晚的一位，可见，安图本《精忠录》在袁纯景泰编本的基础上有增补，增补的时间不早于成化八年（1473）。又因为此本《精忠录》所录诗人身份未见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职，而成化一共二十三年，在成化八年之后十五年时间内《杭州府志》所列官员未见于此本《精忠录》，因此，基本可以确定，此本《精忠录》編定于成化八年（1473）之后不久。但由于在现存文献中未能找到袁纯生卒时间，因此无法确定此本的增补和刊刻是否由袁纯完成。
而袁纯景泰年间编辑《精忠录》是在前人编辑基础上的重编。商辂之序谓“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可见，袁纯是在《褒忠录》的基础上重编的。安图本《精忠录》卷三录郭文之诗：“武穆遗踪著简编，鲁鱼时久失真传。遂令百捷功湮矣，徒使丹衷事杳然。讹舛尚资讐校正，遗□□待购求全。板行海内彰忠孝，谁不褒夸侍御□。”侍御指袁纯，因为袁纯由汤阴教谕升任监察御史。可见“武穆遗踪”原来已“著简编”，但是年久岁深，已残缺讹舛，袁纯搜集此前“简编”，校正重编，“板行海内”。现存图像第二十四幅右叶右上方有一方框，写着“原无题目”，正文第二卷卷末题“重编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毕”。于此可见：一，现存安图本之图像是按照旧本之图重刻的；二，旧有《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现存安图本第二卷为重编。
从此书现存面貌来看，无论是袁纯景泰年间的重编，还是成化八年（1473）以后的增补重编，都是较为粗糙的编辑。其正文三卷，篇幅大小差距很大。第一卷“会纂南宋岳鄂武穆王传略”大约2400字，对比“宋史本传”，有的内容因为过于省略而未免断章取义。第二卷“会纂南宋岳武穆精忠事实”大约一万字，后附岳飞著作、御军之术、诸子、岳珂诗叙等内容，各部分标目不明晰，如武穆事实之后直接另行刊刻“跋”，此为岳飞著作，但未标明“武穆著述”。
此书第三卷编排方式特别。标目先是按文体的分类——诰、谥、评论、序文——以上为宋元之文，接着是标明“国朝”的二篇：祭文，御制孝顺事实。以上为散文体，接着是韵文体——赞、词、古诗、律诗、歌行、绝句。然后是“国朝名贤诗歌”的标目，分出“律诗”、“歌行”、“排律”等类别，但律诗中有歌行，歌行中有律诗，如最后一个小标目是“排律”，包括陈贽和邵玉各一首诗，但邵玉之作就不是排律，而是古诗15。
此第三卷的排版方式也很特别，常见一页未满，另起一页刊刻，也有一页中间空几行的现象。一页中间空几行可能是编排时为某人诗作预留版面；一页未满又起一页，则可能是不同时间刊刻、或不同版次雕刻的原因。但是，全书版式、行款、字体相同，又应该是同一时间刊刻的。
以编排方式，结合所选诗人时代前后、以及诗体分类的考察，笔者认为此书第三卷由二大部分合成：
第一部分，从卷首到杨廉夫二首绝句，包括了诰、谥、评论、序文、祭文、《孝顺事实》、赞、词、古诗、律诗、绝句等，这是相对完整的一部著作的规模和构架，是这本《精忠录》第三卷所因袭的“旧本”最早的规模。
第二部分，即“国朝名贤诗歌”部分，则由几个小部分合成：第一小部分，“律诗”以下，从“凌云翰”到“胡轸”，此为明初至宣德的诗人14位。第二小部分，另起一页刊刻“九十三翁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共27人，所注诗人身份多可确定为天顺成化之间的官职16。此应为景泰之后增补部分。第三小部分，另起一页刊刻“夏文表”，到“苏正”，为景泰之前诗人14人，接着“歌行”之袁忠徹、方质二位明初诗人。第四小部分，又另起一页刊刻未署名的《读鄂王传》、《过朱仙镇》二首诗，自此至卷末，是最后一部分，包括袁纯在内，17位作者标注身份多为景泰年间的官职17，这部分基本为题咏汤阴县精忠庙落成之作，所谓袁纯“裒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就是这一部分。
小结：景泰二年（1451）至七年（1456）间，袁纯搜集旧版，增补新作，编成《精忠录》，此本是否刊行，未能确定。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精忠录》增补重编于成化八年（1473）以后，在袁纯景泰之编的基础上增补了新的题咏诗作。
二、见存本之二：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
李氏朝鲜铜活字本现见存李朝宣宗（1567-1608）印本和李朝英宗（1724-1776）印本。如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和宫城县图书馆藏本为宣宗印本。而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阿川文库藏本、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藏本、埼玉大学图书馆藏本，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则为英宗印本。英宗印本卷首有《精忠录肃庙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三篇文章，宣宗印本则无。据大塚秀高先生介绍，此两种版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不同，尊经阁文库本与宫城县图书馆本是在江户时期传入日本的，而阿川文库本、成篑堂文库本与埼玉大学藏本都是后来从朝鲜（韩国）购入的。18此两种版本存在字体异体、图像细微差别，但是除卷首三篇之外其馀内容相同。
笔者阅读的底本为日本埼玉大学图书馆的李朝英宗己丑（即清朝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年）铜活字本（以下简称“朝鲜本”），卷三卷四原缺，以东京大学图书馆藏《精忠录》补配。19原书开本（高×宽）33.6cm× 21.6cm，版框（高×宽）26.5cm×17.7cm。白口，四周双边，双对花鱼尾。卷首题“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版心镌“精忠录”。
书前有：《精忠录肃庙御制序》，《当宁御制后序》，《御制永柔县卧龙祠致祭祭文》，弘治十四年陈铨《精忠录序》，万历十三年李山海《精忠录序》，《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目录》及图三十六幅：《武穆像》一叶，半叶一图，半叶像赞；《精忠录图》三十五幅，上文下图，第一幅为岳飞座像，半叶一图，其馀三十四图皆全叶大幅。卷一宋史本传；卷二武穆事实，武穆御军六术，武穆诸子，吕东莱先生评；卷三武穆著述；卷四古今褒典；卷五古今赋咏，分：古诗，词，绝句，歌行；卷六：律诗。书后有：弘治十四年赵宽后序，万历十三年柳成龙跋。卷首二篇御制序半叶5行，每行10字，祭文半叶5行，每行12字，此三篇为雕版印刷。正文每半叶10行，每行18字，铜活字印刷。
与安徽省图书馆藏本相比，朝鲜本编刊可称精良，各卷标目清楚，卷次结构相对合理。二本之第二卷“武穆事实”多有相同处，而第一卷内容详略差别大。朝鲜本第一卷和第二卷篇幅大体相同，近一万字。这两部分的內容大体相似，因此第二卷标题“武穆事实”后面以小字加按语说明：“按此编与本传互有详略，今两存之以备参考。”朝鲜本卷四卷五卷六与安图本卷三相比，内容更为丰富，标目分类也相对合理。
从朝鲜本的李山海序和柳成龙跋，可知《精忠录》于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即李氏朝鲜宣宗十七年）流传至朝鲜。柳成龙跋曰：“万历甲申，有译官来自燕都，以《精忠录》一帙进者，上览之，嘉叹，下书局印出而题跋之。”20一位来自“燕都”的译官把《精忠录》献给李朝宣宗李昖（1567-1608在位），宣宗即下令刊行，万历十三年三月李山海受命作序，柳成龙跋。
李朝肃宗己丑，即清朝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肃宗李焞（1674-1720在位）以万历十三年的印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印，并题写序言。
李朝英宗己丑，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英宗李昑（1724-1776在位）又以肃宗己丑本为底本重新图写刊行。李昑把六十年前其父亲李焞之序置于卷首，他自己的序次后。兹录《当宁御制后序》如下，以见版本流传之曲：
予于幼时得见一部《精忠录》，逐段有图，首书其文，起于“祀周同庙”，盖岳武穆学射于周同，而射亦六艺中一故也。其末即十二金牌班师之图，数千载之下，令人毛发直竖。大抵此录虽有于中国，我朝命图者，实由于褒忠之圣意猗欤盛哉。岳王以“精忠”二字涅其背，亦以“精忠”二字书其旗，此录之名以“精忠”，即此义也。穆庙十七年甲申冬命梓，而首尾俱有序跋文，此昭载于昔年御制中，何敢架叠。一则李山海，一则柳成龙所撰，皆词臣也。噫！我国文献贸贸，若述编所云，明皇诫鉴，今只有谚本，而此录士夫家有藏者。故予于十五岁先见焉，其翌年己丑始为御览。其间即一百二十六年也。其时命图写，而首尾序跋亦令写字官缮写，作为四卷，首题“御制序”，藏于宝文阁。其本文命给本主。此与其后壬辰春得仁穆御笔，命摸印，仍赐本御笔于本主，同一盛意也。呜呼！不肖十六岁仰睹是事，于今七十六岁，因岭伯李溵状闻，得知故宣传官赵益道家有受赐之本，命取以来，即己丑旧印本之一也。呜呼，六十一年，回甲之岁，再见此本，诚是万万料表。已命芸阁图写入梓，序跋亦令活印。意或有御制，命儒臣敬考，果得而详知。噫，前己丑，今己丑，偶然相符，此正古所云年多则见贵事者也。特命入侍重臣缮写昔年御制序文，复命入侍承旨书予后序文。承旨即溵之弟也。诚亦异矣。前序后序同载卷首，追慕兴感之心万倍云尔。岁皇朝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孟夏丁丑拜手谨识。21
“当宁”即指英宗李昑。“崇祯戊辰纪元后三己丑”指的是明崇祯戊辰元年（1628）后的第三个己丑年，即清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这样的题署大概可见当时李氏朝鲜怀念明朝而抵触清朝的态度。
万历甲申由燕都传入李朝的《精忠录》是弘治年间麦秀刊本。弘治刊本今未见流传，但从朝鲜刊本的内容可见其底本情况。
其一，朝鲜本在李朝君臣置于卷首卷尾的序跋之外，还有两篇序跋，即陈铨序和赵宽后序。陈铨序作于弘治十四年（1502）九月，赵宽后序则署弘治十四年十月，两篇序言都说到镇守浙江的太监麦公“素秉忠爱，奉公为民之心恒眷眷焉，慕王之烈，既新其祠墓，又即旧板行《精忠录》躬为校正而翻刻之”。由此书卷四“古今论述”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可知，麦公名秀。可见，传入李朝的《精忠录》是弘治十四年（1502）麦秀刊本。
其二，朝鲜本所选诗文截止于弘治年间之作，也可见其底本为弘治刊本。
朝鲜本编辑相当严谨，选篇精当而有其较为严密的考虑，其卷四“古今论述”所选篇目按时间顺序，展示了由宋至明岳飞资料集多次编刊、岳飞墓（庙）历次修建的过程，此篇目顺序为：谢起岩《纪事实录本末序》、吴安朝《纪事实录后序》、陈初庵《金佗稡编序》与戴洙又序、虞集《跋宋高宗亲札赐岳飞》与《题岳飞墨迹》、陶宗仪《叙岳武穆王墓》、瞿佑《叙岳鄂王墓》、徐有贞《汤阴鄂王庙碑》、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此“古今论述”选编的最后二篇是徐有贞记载汤阴立庙的《汤阴鄂王庙碑》和屠滽记载麦秀重修岳飞祠墓的《重修敕赐忠烈庙记》，意味着这是麦秀编辑《精忠录》时最近的二次修庙记事，也意味着袁纯之辑和麦秀之辑是最近的二次岳飞资料选编，二本《精忠录》分别汇辑了最近二次修庙之咏。
朝鲜本卷五卷六的诗词与安图本卷三诗词相对比，也可证明朝鲜本底本为弘治刊本。安图本收录119人144首诗词，其中二首佚名。朝鲜本收录143人168首诗。二者在马伟（景泰六年任杭州府同知）之前的诗词大体相同，诗词排序也多有相同，只是朝鲜本按照诗体分类作了统筹编排，基本按照诗体标目再按朝代顺序编排诗词，改变了安图本在“国朝名贤诗歌”前后都有诗体分类的情况。朝鲜本比安图本少11人（姚黼、张歧、朱绅、高举、刘鼎、刘清、孙曰让、郭文、徐顺、王锐、张顺），但又比安图本多8人（刘基、张羽、李旻、丘濬、江澜、杨峻、吴一贯、王寿山）。少的11人暂且不说。而多的8人中，刘基和张羽是明代初年人；其他6人除王寿山之外，5人都身份明确，是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员。“上虞王寿山”未注明官职，尚未查明其身份，但从排列在他前后的诗人看来，他之前的“旴江左赞”为天顺进士，弘治二年（1489）为浙江左参政，他之后的陈耘正统十一年（1446）为浙江按察司佥事，陈璇正统十四年（1449）为浙江按察使，22在此任上至景泰四年（1453）23，可见王寿山的生活年代大体也是正统至弘治之间（1436-1505）。引人注目的是朝鲜本在马伟之后所录陈铨等28人皆为弘治年间（1488-1505）的官员（官职），即：陈铨、方溢、孙需、朱钦、林符、欧信、罗鉴、吕璋、张鸾、林廷选、张宾、吴纪、郝天成、萧翀、范镛、陈辅、洪远、黄华、熊冈、牛洪、倪阜、钱钺、周津、潘府、计宗道、胡道、陈蕡、陈琓。这28人多见于屠滽《重修敕赐忠烈庙记》之铭文24，也基本见于《万历杭州府志》卷之十一。由此可见，朝鲜本比安图本多出的诗人绝大多数为弘治年间人，朝鲜本所录诗文的时间下限为弘治年间。
通过朝鲜本与安图本诗词的对比，不仅可见朝鲜本的底本为弘治刊本；而且，因为朝鲜本与安图本所选诗词大体相同，诗人的编排顺序也大多相同，可见，弘治刊本据以重编的旧本当与安图本面貌相似。而且，从“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这组诗人在朝鲜本中的位置来看，弘治刊本很可能就是在安图本的基础上重编的。以弘治刊本为底本的朝鲜本根据诗体分类和朝代顺序调整了一些诗人诗作的位置，诗人的排序基本是按照时代先后安排的，但是，并没有改变“萧山魏骥”到“旴江左赞”这组诗人的位置，也就是这组天顺成化诗人还是插在宣德末年担任浙江省副使提学的胡轸和正统年间担任浙江提刑按察司佥事的陈耘之间。这是成化年间增补而简单粗糙编辑的明显印痕，朝鲜本承袭了下来，可见朝鲜本所据之弘治本与现存安图本之间密切的版本关系。
古朝鲜复制中国书籍一般是原样翻刻，朝鲜本《精忠录》应该也是基本按照弘治刊本原样复制的。根据有二：
其一，陈铨序弘治刊本谓“序其战功列图三十有四”，朝鲜本三十四叶战功图的版本面貌与此吻合。而朝鲜本与安图本图像虽然构图不同，但现存图像标题全部相同，说明朝鲜本之底本弘治刊本是在“旧本”的基础上按照标题重新刻图的。
其二，朝鲜本与嘉靖年间刊行的小说《大宋中兴通俗演义》25之图像、附录后集内容大多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