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代，坊市制度被彻底打破，商店货摊散布于各处，再无时间与地域的限制，“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宋代城市经济有414种行业，约为唐代的两倍，商业活动昼夜不息，还有别开生面的“鬼市”，可以体验一下夜生活。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鳞次栉比的商店，与沿街叫卖的小贩相映成趣，构成了北宋城市商业的经典绘卷。宋朝虽然放宽对摊贩的限制，并减免其赋税（“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但起初也反对杂乱的地摊经济，想着摆地摊和城市规划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宋朝建国初期，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整治街道：“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就是说，把街上那些占用道路的违章建筑给拆了。
他在位时颁行的《宋刑统》还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这两条都是针对摊贩，前者指占道经营，后者指污染环境，这些行为都是要挨打的。
为此，宋朝也组成了专门的“城管”大队，称为“街道司”。这些办公人员身兼城管、税务、环卫等多个工作，还要兼职抓小偷与防火救灾，与商贩可谓是亦敌亦友，共同保持着街道的繁华。为了减少暴力执法，宋朝“城管”在街上两侧设置“表木”，以此划清界线，越界了就算占道经营。
此法收效甚微，到北宋末年，城市出现了大批流动摊贩，政府只好默许占道经营，干脆跟商贩收取“侵街房廊钱”，越界可以直接收钱了事。
如此一来，宋代的“地摊盛世”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甚至连皇帝出行时，大队人马走在城市街道上，仪仗都摆不开（“其侍从及百司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道中”）。沿街的老百姓看到皇帝“堵车”，也被逗乐了，纷纷聚集过来围观，场面更加混乱（“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宋朝皇帝对此也无可奈何。
宋朝的“恤商”，也是恤民，促进了唐末五代战乱后商业的迅速发展。随着宋朝国力日衰、日趋颓靡，商税也逐渐苛繁。到了南宋后期，不少地方滥设税场，收取行人身上带的缗钱、斗米等。摊贩惹不起，为了躲避只能绕道，被发现后货物还要被“抽分”，作为税场官员的奖赏。
宋朝最后的倒行逆施、苛取横征，导致官吏与百姓“相刃相劘，不啻仇敌”，摊贩们在之后迎来了另一个痛苦的时代。
元朝自中叶以后常年陷于内乱之中，社会经济凋敝。朝廷对小商贩的规定却十分严苛，“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小商贩要有官府的凭证才能营业，这似乎还不算太过分，但元朝还说，小贩售卖物品的价格要实行月评，变动价格也要先经过官司核准，不然就做不成生意。这样一来地摊经济毫无生机。
朝廷对摊贩处处实行打压政策，特权商人赚得盆满钵满。底层的生意人断绝了生计，这些破产者不过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或流民，他们只能被迫加入反元起义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