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坠毁于岱山困雨沟，军统不久后改为保密局；1950年5月11日，四十六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胡宗南，胡宗南就此失去兵权。作为老蒋的两个主要亲信，戴笠和胡宗南先后“落马”，有人说这是1943年他们在龙门石窟“盟誓写反诗”东窗事发了。
军统局少将副局长戴笠被称为“黑暗时代最黑暗的人”，怎么会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这件事就得从他的“朋友”说起了。
这个躲在黑暗角落的最黑暗的人，居然也是有朋友的。当年的军统女特务和演艺圈女明星有多少是戴笠的女朋友，估计连他的心腹、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都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戴笠在军中和军统的真正朋友不超过三个，沈醉是小弟，毛人凤是亲戚，还算不上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
我们看相关史料和当事人回忆录，就会发现戴笠在军队中的朋友只有一个，那就是胡宗南，在军统的朋友只有半个，那就是早期曾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后来又当过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兼任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中将处长的文强。
戴笠坠机后，文强不想参与军统三巨头（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的权力之争，就通过程潜调往湖南就任“长沙绥靖公署”办公室中将主任，文强被俘时是杜聿明的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副参谋长、代参谋长。
文强对杜聿明有点意见，但却一直拿戴笠当朋友并充满感激之情，在特赦多年后，文强念念不忘他与戴笠的交情：“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戴笠虽然只是军统局少将副局长，但谁都知道他在军统说一不二，文强能成为戴笠的“半个朋友”，也是因为文强是戴笠拉进军统的，而且文强在两军中都有广泛的人脉，戴笠颇多借重之处，再加上他们一起在上海跟日寇进行过生死谍战，也有很深的战斗情谊。
作为戴笠的半个朋友，文强知道戴笠很多秘密，这些秘密连沈醉都不知道，直到文强写的《戴笠其人》和沈醉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于1987年由文史出版社结集出版，人们才发现：原来口头上“忠于校长”的胡宗南，做了“西北王”后还写过“反诗”，他最好的朋友戴笠居然还想请名家装裱起来悬挂，要不是文强一语惊醒梦中人，消息传到老蒋耳朵里，估计胡宗南都得吃不了兜着走了——戴笠神秘坠机，可能也是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够严谨，这才让老蒋感觉尾大不掉，就只好掉尾了。
当年想坐老蒋位子的，大致有五个人，那就是老军头何应钦、少壮派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暗黑王戴笠，“三王”同气连枝，共同对付何应钦和陈诚，戴笠就是胡、汤的中间人。
那是在1943年的秋天，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举办开学典礼之后，副班主任文强（军统各特训班主任都是戴笠兼任，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失去信任后，文强就成了替戴笠管实事的二把手）被戴笠拉到一边：“请在三天之内为我办妥一件事，既要快，又要绝对保密！（下文黑体字均出自文强所著《戴笠其人》）”
戴笠交给文强办的这件事，就是他邀请胡宗南和汤恩伯在洛阳会面，会面地点或者是龙门石窟，或者是周公庙。
接到任务的文强不敢怠慢，马上到戴笠指定的两个地点进行勘察：周公庙旁边有不少军政机关，离闹市比较近，而龙门石窟有一个石窟，里面恰好有三尊大佛，这地点比较适合“三王会”。
要不怎么说文强的脑袋好使呢，他接到戴笠的命令，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三佛窟”开“三王会”，再合适不过了。
正式会面那天（可惜文强没写几月几日），戴笠先是爬上最高处四下瞭望，下来后又叮嘱文强：我们三个开会，只许你一人在旁，但不必插言多嘴，警卫人员一律不许靠近！
文强是个聪明人，别说插言多嘴，他连听都不听，送上水果和罐头就退出石窟，在门口远远地监督岗哨，眼角也能扫到胡宗南、汤恩伯、戴笠三个人指手画脚，谈得兴高采烈。
这三人兴奋到极点，戴笠大声呼喊文强进窟，文强走进去，恰好看到三个人在一个日记本上边写边念叨。
戴笠高兴地拉过文强：“念观兄（文强字念观），请读胡长官写的诗，我不会作诗，但很喜欢诗！”
胡宗南递过日记本，文强一看就吓了一跳：那上面写着这首诗的标题——《盟誓诗》！
文强记忆力很好，而且这首诗给他的触动很大，所以他离开后凭着记忆，一字不差地抄在了自己的日记本上：“龙门阙下三尊佛，眼底烟云理乱丝。但愿乾坤能入掌，危舟此日共扶持。”
胡宗南是这首诗，在笔者看来委实不怎么样，无论是气度还是音律，都无可取之处，只有“三尊佛”倒是很应景。
胡宗南幻想有朝一日“乾坤入掌”，还跟戴笠、汤恩伯盟誓，这事要是传到老蒋耳朵里会咋样，读者诸君自然都能想得到。
两年后抗战胜利，文强奉调由西北去东北，在北平又见到了戴笠，戴笠兴高采烈地提起了当年子啊龙门石窟与汤恩伯、胡宗南结盟的事：“这四句诗，我念给毛子水（名准，字子水，百科全书式学者）老先生听过。他说这首诗的口气大，比石达开‘扬鞭慷慨立中原’的气概还大，简直可比汉高祖的《大风歌》！”
毛淮那番评价是夸奖还是嘲讽，咱们不知道，戴笠也不清楚，他居然要请“监察院长”于右任亲自书写，装裱好后悬挂在“四一图书馆”——军统以4月1日为成立纪念日，每年有“四一大会”，军统图书馆也以“四一”命名，根本就没人想到那天是愚人节。
戴笠洋洋得意，文强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你不是说要保密吗？连校长也不知道。如悬挂出来，有人追问是何人因何而做，又怎么交代呢？”
戴笠直拍大腿：“他后悔不该在毛子水老先生面前说出是畅游龙门的题诗，可见戴笠对老头子的戒心是提得很高的。”
文强与戴笠北平一别既是永诀：戴笠从北平起飞后坠机，文强也离开军统去了长沙，而胡宗南和汤恩伯，谁也没能接老蒋的班——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毛人凤敏感，毛人凤早就抱上了小蒋的大腿，并把军统原有特务砍掉了四分之三还多。
胡宗南是“反诗”作者，戴笠跟胡宗南关系很铁，而且也是当事人之一，这二人都不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毛子水先生也算君子，自然不会做通判黄文炳。
文强对戴笠和胡宗南都十分感激（文强在军统授衔中将，就是胡宗南、孙连仲和戴笠都出了力），而且跟胡、戴不是一个级别，没有权力之争，当然也不会告状，那又是谁把这件事捅给老蒋的呢？
三人盟誓并作诗纪念，加上文强和毛子水，也只有五人能记得全诗字句，胡宗南一上岛，就被四十六名“监察委员”联名弹劾（原本是五十多名，考虑到监察委员全部联名不好，这才减了十几个签名）。
老蒋顺水推舟，先把胡宗南发配到大陈岛避风头，然后剥夺了胡宗南一切兵权，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的虚职。
1953年后，曾幻想“乾坤入掌”的胡宗南，再也没有能力跟吴敬中那位“建丰同学”争头把交椅了。至于是谁向老蒋通报了那次密会盟誓，并把“反诗”送到了老蒋案头，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肯定能猜得出来吧？至于胡宗南那首诗的文采如何，有多少反意，那就得有请读者诸君慧眼明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