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12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义和团心态”浮现于世值得警惕》。作者周少来描述了“当今中国底层抗争运动的‘隐性基因’，”并将其“归纳为四”：一是单向归因，二是极化思维，三是盲目盲从，四是暴戾暴力。从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猜到，作者将上述四种坏品质称之为“义和团心态”，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人的坏品质古已有之，到现在还没改好，所以还要坏事。
这篇文章无甚新意，作者嚼着“中国人劣根性”的烂菜帮子，凡事都以“中国人不行”为立论基础，无需对事实认真分析，只需给中国人贴上既定的标签，就可以嘴里跑着火车地开骂中国人。比方说作者归纳的四个“隐性基因”，有一点宗教常识就会知道，单向归因、极化思维在西方社会的一神教体系中更为突出。中国有着多神教、泛神教文化的肥沃土壤，民众心理层面其实不容易单一化或走极端。再如盲目盲从、暴戾暴力，作者一定知道描述中国人性格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定性，叫做一盘散沙，这与盲目盲从是矛盾的吧?再比如说暴戾暴力，在描述中国人性格时，人们常常会说中国人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以至于有人会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似乎与作者说的中国人暴戾暴力也是矛盾的吧?
事实上，作者描述的中国人四个所谓“隐性基因”，在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中，并非中国人独有，所有民族都有这种倾向，就其程度来说，也绝非中国人最强。作者将其作为中国人的典型特征并以此痛批中国人，明显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为了痛批中国人，还将上述坏毛病笼统地冠以“义和团心态”，更是非常错误的。作者在文章开头，蜻蜓点水地提到了义和团的爱国主义与抗御外侮，然后，通篇都是对义和团、义和团心态的指责，这种手法其实显露出作者本质上对于义和团的否定态度，文章开头给义和团戴个高帽子，只是一种逢场作戏的障眼法而已。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的确有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关键在于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而义和团的失败在于，它只反对“帝国主义”这一座大山，对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则没有那么坚决地反对。由此我们才会理解，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及以后，最痛恨义和团心态就是帝国主义，他们将义和团贴上“排外”的简单标签，一笔抹杀了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野蛮剥削和残酷压榨。作者在文章里学着帝国主义的口吻，对义和团连声发生“排外”的讨伐，难道就一点也不认为，有些“外”的确该“排”吗?难道新旧帝国主义都是天使，凡是排外都是大逆不道?这种论调和结论显然会得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喜爱吧?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社会底层运动，虽然短暂地得到了清政府的扶持，但在此前后都受到清政府镇压。痛批清朝时，人们从来都不会忘记慈禧太后说过的话：“宁与洋人、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见，中国底层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抗御外侮，与社会上层为了自身利益而谄媚洋人从来都是同时存在的。今天，当作者又在以精英的身份痛批“当今中国底层”的“义和团心态”时，我们不得不怀疑，他是否怀着与慈禧太后同样的心态?排外不好，媚外就好吗?
的确，洋大人依然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容不得挑战。因此，当洋大人逐渐力衰，面对一切挑战时，用莫须有的“义和团心态”加以丑化，几乎已经是洋大人最后的招数。最近，美国总统侯选人之一唐纳德·特朗普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这难道不是一种“洋排外”?作者痛骂中国人的“义和团心态”，为何对洋人日益高涨的“洋义和团心态”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