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一定，在我们所吸收的历史知识里，经常会提到一些道路的开辟。然而这种道路的开辟，仅仅从官方角度来看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官道”。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一条重要官道的产生，是不需要在前人开拓的基础上来做到的。即使是史家把开辟东西方交通大动脉的功绩，安全归功于张骞“凿空”西域，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张骞在整个行程中，其实是在对已存在道路的一种考察。从这个角度说，贯穿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通线，也并非出现在唐代。最起码，藏族的先民应该很早就利用这条交通线，渗透到了青藏高原的南部。
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华夏文明已经融合了诸多边缘文化，占据了足够多的地理单元，成为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地缘板块之一，但总的来说，华夏文明是一个缺乏主动扩张力的文明，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爱好和平”。在经由夏、商、周、秦四代，华夏文明终于基本完整控制了地球上农业基础最好，面积最大的东亚核心区之后，中央之国的历史，开始推进到了王朝循环的怪圈之中。农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土地的强烈依附感，以及尽得天下可用之土的优越感，都使得华夏文明如果不是承受到了特别的压力，是很难再有向外扩张的欲望的。
对于汉帝国来说，最终扩张到河湟谷地这个青藏高原的突出部，也决非看中了这个板块当中，那对于羌、戎来说弥足珍贵的农耕之土。真正让汉帝国对河湟谷地感兴趣的原因，是帝国对这个板块的经营，有助于帮助稳定河西这条脆弱的走廊地带。
河西走廊的价值，无疑是体现在连通西域的枢纽位置上。
相对充裕的水资源，使得汉帝国在从匈奴手中，夺取这块战略要地后有基础移民实边，将其经营成一块有自给能力的战略级板块（而不仅仅只能提供战术通道）。然而这条通道，实在太过狭窄了，仅仅依靠来自陇西高原的战略支援，就要想将其稳定的留在中央之国的版图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来自青藏高原的农牧民族，都有可能凭借他们强大的机动性，从中原王朝手中夺取河西走廊的控制权。
要想缓冲来自蒙古高原的压力，尽量延伸在额济纳河、石羊河下游的控制权是唯一的选择。占据这两个绿色突出部的意义，不仅在于把防线推进到了阿拉善戈壁的腹地，更在于让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在漠南缺乏向右翼渗透的跳板。这也是现在甘肃为什么，在中部有两个凸起的地缘原因。在华夏文明对河西走廊长达两千多年的经营史上，河西走廊的耕地已经沿着两河，稳定的渗透入了戈壁之中。
河西走廊的北线，已经依靠祁连山的恩赐而得到了两个缓冲点，那么南线呢？自然就只能靠农耕文明最有可能渗透的“湟水河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