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人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品性。我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知道一切，总想给出最终结论。我们过于重视断言和肯定，却未必能够理解问题和怀疑的意义，更不愿像苏格拉底那样说：“我知我之不知。”其实，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放弃真理和知识的追求，而是让终极秘密永远作为不可思议者存在。这样，知识和真理就永远有发展的空间和余地。相反，一旦人们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致，就很容易会宣称自己已经达到，那么，剩下可做的事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也许英国经验论最值得我们宝贵和最能弥补我们精神气质上缺陷的，不是像某些自称的经验主义者那样，根本不知经验主义为何物，而只是庸俗地从empiricism的汉译字面意义，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或以别人的经验为真理的根据；而是它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作为认识论立场问题不少，但作为一种思想态度却是对独断论必不可少的疗救，是宽容和多元主义之母。
严复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因素使他对进化论远没有后来的人们那样独断和绝对。正是对于进化论的复杂理解，使他的许多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价值。历史助成了进化论的流行于接受，历史也越来越多地揭示着进化论的错误。严复和《天演论》宣传的的进化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质疑，但严复进化的不可知论的态度，将会与他伟大的名字一起，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记起。
注：《天演论》的《悬疏》篇，即导言首先刊载于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国闻汇编》第二册，一八九八年一月七日至二月十五日又在该刊第四至第六册连载。第一个单行本是一八九八年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本。(见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