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在北京机场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桥机场为他们送行，我(指周斌，原外交部新闻处处长，下同)有幸参加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谈判在中国的所有活动，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无限。
尽管中国政府事前通过日本公明党、社会党以及自民党一些国会议员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荣走下飞机的时候还是很紧张，态度也显得生硬。他见到在飞机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田中角荣，54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接下来又重复了一遍。
周恩来总理把田中角荣一直送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条件最好的18号楼。有一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到了18号楼后，周总理要脱掉自己的风衣，这时，田中角荣抢在我们翻译人员前面，主动上去帮总理脱风衣。总理说：“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来替我脱风衣呢?”田中角荣则说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你把我安排在国宾馆18号楼，这几天我就是这里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贵的客人，我应该为客人服务。请允许我帮你把风衣脱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间，田中角荣又说了一句“我54岁当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对自己54岁当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别自豪。看看日本战后的历史，就知道日本的确没有这样年轻的首相，也没有这样中专毕业的穷苦人出身的首相。周总理好像不愿意再听这话了，笑着说，“田中先生，我51岁就当了中国总理了，而且一直当到现在”。从此，田中角荣就不再强调自己54岁当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来几天是谈判，这些谈判中，没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对方的意见办的。9月25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谢词时首先感谢周总理，感谢中国这么多朋友来欢迎他。紧接着，他说他代表日本政府对过去给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据说，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好”气氛，姬鹏飞外长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编者注)。第二天，在首脑会谈中周总理对日方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说“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反感。
9月27日，为解决有关表述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去长城的路上举行了一场“车中会谈”，我负责做翻译。当时，北京市内到八达岭的公路很差，一路颠簸，我还晕车。会谈中，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正芳说：“我们两人同岁，现在都在为自己的国家奋斗，为自己的国家努力。
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是没办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写入《联合声明》里面，不要说谈不成，回去以后也很难交代的，我和田中角荣都得下台。我们如果下台了，也就没有人能够来执行这个《联合声明》了”。
大平正芳还说，“明确地讲，我本人赞成中国方面的观点，那场战争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本人从大藏省出来以后，分三次到中国张家口附近做社会调查。那个时候，正是那场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就是一场侵略战争。其实，那个时候田中角荣也被征兵了，他到了中国的牡丹江。但是，他没有拿过枪，只是在步军医院里面服役。他对这场战争性质的认识和我是一样的……”
我记得姬鹏飞回来以后马上向周恩来报告。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是必须解决的，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签署《联合声明》(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会见田中角荣等人时再次问及“‘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田中说“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编者注)。那天深夜2时，参加谈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维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张字条来，那字条的形状我都还记得。他说：“姬鹏飞外长，这是我们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中方还是接受不了，还是不行的话，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条上面用日语写着“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后来，《中日联合声明》里采用的就是这个表述。
我记得当时有同事认为不能同意，因为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要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那时，尽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在外交方面还是有绝对权威的，他说话以后，就没有人争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