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白虎通义》的解释是，“姓”的作用，“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者，皆为重人伦也”，“氏”的功能则是，“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为善也。”
简单地说来，“姓”和“氏”区分那么清楚，就是区分男女(别男女)、区分贵贱(别贵贱)、区分婚姻(别婚姻)的需要。
其中的“别婚姻”，或许是姓氏产生第一原始动机，早期中国人就知道相同血缘的男女结婚后，所生的子女可能不健康，“其生不蕃”，出于后代孙子昌盛、家族繁荣的考虑，便要求“同姓不婚”。
在具体择偶时，如果“氏”同而“姓”不同的，可以婚配;如果“姓”同，而“氏”不同的，则禁婚，因为他们来自同一老祖母，曾是“一家人”。
但是，到“礼崩乐坏”春秋时期，“姓”和“氏”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姓”和“氏”出现合一的趋势，到秦始皇嬴政兼并六国后，“姓”和“氏”也被“统一”了，变成一个意思。
清顾炎武即此观点，其在《日知录》中称：“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司马迁)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
这种“姓”、“氏”不分，当然不是司马迁个人所为，应是当时社会现象和风气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