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传统意义上是指从平王东迁之后，直至秦灭六国为止。在这段大分裂时期，“春秋”和“战国”同样具有各自鲜明的时代特点。铁器的广泛使用、初税亩制度的推行和“国人”社会地位的下降是春秋战国之交的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先后出现了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五位霸主，另有人将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计算在内，可见争霸范围极为广阔。霸主更迭导致一系列历史变化，推动了整个社会秩序出现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具体有哪些呢?
铁器的广泛使用
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源起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赫梯人最早开始冶炼铁器。考古表明商朝时期的西域同样有人工冶铁的痕迹，而在中原更已有人开始使用陨石冶炼铁器，打造一些工具了。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铁器文物开始频繁出现，不过依然是比较珍贵的物件。不过到了春秋时期，铁质农具开始广泛地运用于农耕，替代先前的青铜器制品，引发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使传统中原氏族劳作方式的解体。
铁器的广泛运用促使生产力水平获得极大提升，大家族共同劳作的低效率方式逐渐被摒弃，人们开始到更广阔的地方开垦土地，可耕地出现了急剧增长。当治下土地耕种面积出现增长之后，诸侯们愈发觉得按照劳力征收地租不合理。这或许是迫于日益紧张的争霸形势，总之最终列国重新丈量了耕种土地，并依据开垦面积规定人们向诸侯纳税。
初税亩制度的推行
春秋时期，鲁宣公首先推行了新的征税制度，即初税亩。初税亩制度在公田之法十分之一税(即缴纳实际劳力)的同时再取十分之一，相当于五分之一的税率。这种“履亩而税”的制度实际上增加了民众一倍的负担。要知道，当时的黄河流域人烟稀少，当铁器普及之后，勤劳的农民前去开垦荒地，这未必是诸侯组织的。可是诸侯仅仅觉得纳税方式不合算就要履亩而税，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的扩张。
最初周朝实行的是井田制，推行的是公田之法，并不承认民众私自开垦的土地。这时候执行了初税亩制度，开始履亩而税了，等于无形中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事实上这确实是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变革，然而普通民众却并未从中获得多少收益。需要指出的是，土地的直接价值并不在于面积的大小，它最实用的价值就是生产的粮食。此时的诸侯征税，规定要收多少粮食就收多少粮食，这种情况下的私有制是残缺不全的。民众在捍卫自己劳动所得方面的力量非常虚弱，所以初税亩制度反应的实际上是君主权力的扩张，相应的民众权利就愈发难以得到保障了。
“国人”社会地位的下降
西周厉王时期，面对日益崛起的诸侯贵族，想要增强自身的力量，于是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政策， 将山林湖泽改由天子直接控制，这便是“厉始革典”。然而周厉王的行为惹恼了一股特殊的人群，那就是“国人”。国人是指居住在城池及其周边的民众，周天子不允许国人进入山林谋生的行为导致“民不堪命矣”，最终促发了“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到了春秋时期，国人的实力依然强大，卫懿公喜好仙鹤，甚至让仙鹤乘坐特殊地位的人才能坐上的战车，这引发了卫国“国人”群体中的“受甲者”不满。“受甲者”是指国人群体中专门披甲上阵的人，属于卫国军队的兵源。得罪了这群人的后果就是后来北狄人入侵之后，大家熟视无睹，导致卫国险遭灭亡。
关于国人在西周、春秋时期政治地位重要的案例还有很多，西周时期打仗之前，贵族们甚至需要举行一个大蒐礼，召集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有具备发言权的人开始一次大赛，选拔出驾车狩猎表现最为优异的人作为中军主帅，公布法度、进行奖惩等都可以在大蒐礼上面由大家共同商讨。这是一种城邦式的古风民主，国人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到了春秋后期大蒐礼就渐渐消失了。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在大蒐礼上把前任正卿范宣子所编的法度正式铸于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又称铸刑书)。 不过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不同，铸刑鼎法没有规定如何捍卫私人的权利，而是制定了惩治措施的刑罚律令。从此以后所谓古风的民主就逐渐消失了，国人的社会地位也渐渐变得惨淡起来，直至从中原的政治结构中彻底消失。
综上所述，从青铜器到铁器的利用，中原社会生产力出现了极大提升，人口增长、开垦土地面积出现膨胀，这引起了处于春秋争霸形势下的君主们的重视。通过初税亩改革，列国名义上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实际上却进一步占据了国家政治的话语权。这种虚假的私有制背后就是普通民众各方面权利的丧失，曾经影响深厚的国人群体不复存在了。
随着春秋后期剧烈的社会变动，毫无根基的“士”阶层逐渐崛起，并成为各路诸侯倚重的对象，逐渐形成一套独立于贵族体系之外的官僚体系，为即将爆发的变法革新继续力量。权力的扩大促使君主们能够更大规模的驱使民众奔赴战场，历史也将从春秋走向了战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