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满清建立了少数民族的政权。在与数量众多的汉人相处中，满人还是想保留自己的特点，故：他们选择不与汉人通婚，旗人不用忙于农田耕作，只需要驻守疆土即可。但是，到了1900年，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
最终，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这些旗人明显很难守住疆土，国家险遭瓜分。不适应时代的制度终会被淘汰，到了1902年，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推倒了满汉不能结婚的禁令，同时，不再发放旗人的俸禄，而且，直接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自给自足。其实，这样对旗人也好，毕竟，每个月领的俸禄太少，还不允许他们从事其它劳动来获得额外收入，旗人的日子也是很清贫呀。
清朝沿用明朝的政治体制，使用内阁加六部的政治制度。后来，雍正皇帝推出了军机处，借机取代了内阁的权利，所以，后来的政治体制是军机处加六部。进入到了近代，应新局势的需要，朝廷又增加了一个新部门专门负责与外国人打交道，即：总理衙门。也许是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任务越来越重，总理衙门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后来，直接列为了六部之首。
《辛丑条约》被迫签订后，在外国人的要求下，总理衙门正式更名为了“外务部”。外务部也有自己的创新点：原来的六部都是满汉各设立一个尚书及侍郎，而外务部就只设立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并且，不分满汉。这新设立的部门，率先打破了满汉的格局，走在改革的前列。到了1903年9月，朝廷又设立一个新的部门专门振兴商务及发展实业，即：商部。
后来，商部与原来的工部结合，合并成一个“农工商部”，负责全国经济的调控。同时，地方上也响应中央的要求，成立地方性的“农工商局”，以管理地方经济。中国自古是重农抑商，就算是商人生意做得再大，也会被读书人所不屑。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成立的农工商部，是否有其影响力呢?答案是肯定的。
在新时代下，清政府还是比较看中实业发展的，所以，农工商部的地位仅次于外务部，政府官员终于开始讨论国家实业的发展路线了。并且，为了改善军队，清朝又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编排新军，这个部门叫“练兵处”。兵部更名为陆军部后，练兵处归于其下，为了管理国家财务，朝廷又成立了财政处，后来，与户部合并成了“度支部”。
到了1905年10月份，政府成立了“巡警部”，取代原来的保甲制度;同年12月，清廷又成立了“学部”，接管了全国的教育事业，且与原来的国子监吸收、合并。至此，原来的六部基本已不复存在了，新的部门均实行单一的领导制，不再出现“满汉双尚书”负责制。可以说，此时的清政府已经开始迈入了近代社会。
除此之外，地方各衙门的整顿迫在眉睫，衙门的书吏和差役往往会欺瞒科举出身的官爷，擅自做主将事情办了，以谋取自身的利益，弥补少得可怜的俸禄。所以，为了提高衙门的办事效率，朝廷规定：衙门事物必须由官员亲自办理，撤销书吏及差役，简化官员的编制。同时，迫在眉睫的是制定朝廷自己的法律。
洋人在中国的领土，因为，没有合适的约束而惹怒众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1902年5月，政府聘请沈家本和伍廷芳两人专门修订法律，要求他们参考其它国家的法律，制定适合清朝国情的法律，用于约束洋人在华的行为。两人不负所托，不出两年就修订了法律馆。即便用了两年时间，但沈家本和伍廷芳修订法律的过程并不顺利。
他们需要将“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传统进行打破，将区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又可以重新细分，将分成：刑法、民法、商法等等。这样的改革，将传统的“诸法合体”拆分，转变成“诸法分立”的制度，为后续法律的建立打好基础。但是，创新总是受到顽固势力的反对，他们依据自身的权势，总是有意无意得阻碍法律的改革。
中国一直都是行政、司法不分家，而西方的法律体系是推崇司法独立的;这次改革，让很多官员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削弱，故对改革很是抵触。改革的阻力并不能阻碍改革者的步伐。这次的改革，刑部正式改名为“法部”，而大理石改名为“大理院”，相当于最高法院，两个机构各司所职，互不干扰。
并且，地方上的改革也在同步进行，地方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和初级审判厅，来执行审判的权利，而原有的察司更改为了“提法司”，起到了监督作用。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审判和司法相互独立，相互监督。
改革之后，当时社会的一些陋习也随着这次改革逐渐减少了，最显著的应该属：缠足和吸鸦片。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宣传及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我们看到人性的解放及女性权益保护的重要性。1902年，慈禧太后发布上谕，正式废除缠足这个陋习。而危害国家多年的鸦片，英国则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才渐渐减少鸦片的输入，到了1917年，鸦片被全面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