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社会中，官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跟整个社会的人口数量相比，官员群体数量不多，却掌握着社会各项重要权力，即使年老退休后，也常会成为地方乡绅，享有极高声望和影响力。官员也是清朝社会中，协助朝廷维持统治的重要人选。
所以官员也是清朝社会中，除了皇族跟八旗子弟外，少数可以享受朝廷待遇的人群。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清朝官员的收入，超过普通百姓。
顺治年间，清朝入关后，官员俸禄基本继承明朝。一品文官每年有180两白银，禄迷180斛。九品文官每年俸禄33两1.14钱，禄米33斛1.14斗。
武将收入较高，他们除了年俸以外，又有蔬菜烛炭银和灯红纸张银等其他收入，可以补贴家用。这个收入跟皇族、八旗相比，自然不算多。皇族中，亲王每年仅俸禄就有一万两白银。
官员也未必可以依靠俸禄能满足开销。不仅因为身居官场，有各项开支需要，仅是维持日常家用，对于清朝普通官员而言，就有很大的压力。尤其是顺治初年。
《阅世编》中记载：“本朝顺治三年，斗米几几千文。四年，白米每石纹银四两。”《榕城纪闻》也写到：“顺治五年，米每斗三钱，冬收成，每斗一钱三分。”
这种物价压力下，普通官员的生活并不算富裕，但是跟普通民众而言，官员收入仍是极高的，且更为稳定。
对于大部分以务农为生的百姓而言，他们一年的收入主要依靠耕种和纺织，除了赡养家人，民众还要承担朝廷摊派的赋税劳役。
清朝时，民众可以耕种的土地非常有限。尤其从康熙年间，人口大规模增加后，土地又被兼并到地主手中后，可耕种的土更少。
史料记载，当时百姓可耕种土地平均不过一亩，每年收成以后，仅可应付两、三月的开支，其余时间都要依靠做纺织等手工业，维持生计。所以，当时有“六十日地主"的说法，可见普通民众收入的不稳定。
顺治以后，康熙年间，随着社会稳定，物价总体出现回落。《熙朝莆靖小记》记载康熙二十三年正月”谷价每石二钱。“康熙二十五年，岁暮，百货俱贱，上好白谷，每石一钱六分。”
当然，灾荒年间，米价仍会上涨。康熙三十五年，天气大旱，谷价涨到每石四钱五分。但总体而言，跟清朝初期相比，物价总体有了很大回落。
而在这段时期内，官员收入又再一次上涨。这次上涨的根源是官员腐败问题过于严重。清朝入关后，以派遣巡按御史等手段，希望压制官员腐败。
但是，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在康熙末年愈演愈烈。雍正继位后，一面严惩腐败官员，完善监察制度，一面提高官员收入，希望以高薪减少官员腐败。
当时清朝官员收入虽然比大部分民众更高，也更稳定，但跟那些富人相比，如果仅靠收入的话，仍有很大差距。尤其跟那些大盐商相比，官员显得更为寒酸。
康熙年间于成龙，官至两江总督，身居一品，平素以清廉约束自己，不收额外贿赂，在任上去世时，只留下一身官服，再没有其他财物，可谓清贫如洗。
所以，雍正按照官职的品级和事务繁杂程度，给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极高，可以达到官员原有俸禄的十倍，乃至百倍。
当时地方总督每年可领取俸禄180两白银，而他们的养廉银却有上万辆白银，一些富裕地区的总督养廉银数额可以近两万两白银。
即便是普通低级官员，加上十倍养廉银后，也能领到一笔很大的收入。要知道，亲王俸禄也只有一万两白银。
不过，雍正年间，京官、武将和地方上的辅佐官杂职都没有养廉银。养廉银设立初衷，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官员清廉，并非只是简单提高官员收入。
当然了，这也造成官员收入更大程度上的不平等。到乾隆年间，清朝养廉银收入范围扩大。地方官均可享受养廉银，京官可以享受双倍俸禄的恩俸，这样一来，官员的收入都有很大上升。
总体而言，清朝的时候，官员收入经过不断增长，已经从原本的中层收入群体，逐渐成为社会中高层群体，属于比较富裕的那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