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是历代屡见不鲜的一个现象，《庄子·秋水》中有：“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淮南子·俶真训》中有：“夫圣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节於己而已，贪污之心奚由生哉?”《汉书·冯奉世传》中也有：“ 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
但是，为何“贪污”这种现象，始终无法杜绝和彻底根除呢?
这里，我们就以明代为例来说事吧。
朱元璋幼时贫穷，曾为刘德地主放牛。至正四年(1344年)入皇觉寺，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反抗元朝。至正十六年(1356年)攻占集庆路，将其改为应天府。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 为号召，举兵北伐，以推翻元朝的统治。
洪武元年(1368年)初，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当年秋，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之后，平定西南、西北、辽东等地，最终，统一了全国。
所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本人出身的缘故，对贪污则恨得是咬牙切齿，连工程建筑上“偷工减料”，也是一种贪污。
近百年后的文人祝枝山，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这位皇帝，在修南京城墙时，会时不时地来工地视察。如果，他发现墙体里的填充物混有泥土的话，负责的监工和工匠就会成为填充物。正因如此，城墙才修得无比坚固。
然而，此故事的真伪还待考据，但是，城墙的质量之高却是事实。包括长沙的古城墙，这些明城墙所用的砖头，都会刻上负责人、监造人、制作人及干活人的姓名，以及制作时间。一旦发现问题，可以据此追责。这在古代建筑行业，已是一个惯用的做法了。
为了杜绝这方面的“克扣”和保证质量，历代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朝廷都会颁布“营缮令”这类的法令，规定建筑的规模和形式，当然，也规定建筑工料的定额。但是，虽有制度，如果不执行，就是空设。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各个环节的“盘剥”，皇宫的建造花费，远远要超出在民间的同样工程。
据载，一扇乾清宫窗户的维修费，预算就是五千金。只要参与其中的人，不论太监还是工头，都肥了自己的腰包。而更厉害的是，能将修皇宫的材料运回家，修自家的宅子，嘉靖三十六年的工部尚书赵文华就是这么做的。既然，油水如此足，大家都会想尽办法去揽皇家的装修活。
当年，桂王府的工程，被一名叫黄用太监用五万两接下，修了5年，耗资50万钱。到了朱由检时期，一是国家真的没钱，二是贪污更是厉害。他大婚的时候，还是信王，可是，一看王府的建筑，及所用物品，哪有“精致”可言，和这王府压根就不相配。但是，历代王朝对于这些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原来，是太监将工程给转包了，只是坐着收钱而已。后来，朱由校做了皇帝，除了将这个太监给处置外，别无他法。所以，从明朝皇家的几档事就足以看出，当时的贪污之风有多盛行，甚至，在皇帝的眼皮下，都敢随意妄为。
难道，这些人就不怕吗?
原因还得从皇帝身上找，朱元璋不贪，更不许官员贪，这样还不行，还将官员的工资压得低低的，认为这样，大家就可以廉洁奉公了。而且，一旦发现有贪污者，如果超过60两，直接砍脑袋。在他任上，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到了他的后人，祖宗的规矩是要遵守，可是，大家也要吃饭啊。
这里，就有一组数据：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月奉米，正一品是87石，正四品是24石，正七品是7石5斗。折算一下，做一个县令，月薪不过1000元多些。但是，那时却真是一人上班，养一家人，这点钱，咋够花?不贪的话，吃饭都成了问题。而这些，就成了：不是想不想贪的问题，而是如何贪还不被他人发现。
就如官员借着自己的工作之便，将修皇宫的材料抱回家修自个房子一样，大家都会在任上打起自己职位的主意。内官监掌印太监，主管修造藩王府邸，更是会利用这个位置谋财。而行贿之人，当然也会在修造时克扣各种工料来赚取更多的“私房钱”。
那个耗费50万钱的桂王府，没用几年居然正殿塌了。而那个太监当然被斩了，只是朝廷还得重花银子再建。但是，那些制度，只要有这种现象的存在，基本就失去了约束力。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后来皇帝的本身行为，也间接鼓励了身边人的这种做法。
还拿万历皇帝朱翊钧来说，他就疼爱那个没能当上皇帝的儿子——福王，什么好东西都给他搬到了洛阳，包括他自己的圈地行为。但是，这种有悖规矩的做法，只会让民间更加漠视国家制度。而官吏们也是大家齐心，一起贪。那么，钱财的提供者，就是被剥夺的老百姓，被逼无路可走的话，就只有反了。
后期大明亡国，饥荒、天灾是一个方面，然而，农业上的无为，何尝不是贪污现象下，大家“怠力”的一个结果?翻看历代，这一现象往往都是伴随着朝政的混乱而产生的，没有严肃的律人制度，怎会有清明的官场之风?但是，身居高位的皇帝身不正，又怎么去说服他的臣子呢?
制度固然重要，还要有一个执行制度的环境，否则，再来几个海瑞，也只不过是除去几个贪官，而并非是杜绝了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