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晚清发行纸钞，是从1895年才开始，但和世界各国的钞票头像一样，“准入门槛”都无比高。放在晚清年间，也只有慈禧太后李鸿章等重量级人物，才有机会在钞票上露脸，作为庆亲王家的宝贝儿子，仅仅是清末“农工商部尚书”的载振，真的也在上面亮了相?还真是!
这印有载振头像的钞票，正是1907年，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横式银元票”。这版纸钞分为一元至百元五种面值，是“奉商部批准有发行钞票之特权”发行的钞票，只在天津北京上海三地流通。整个钞票的印制，由日本印制局来完成，做工十分精美。而其主画面上，左侧为银行的三层楼，右侧就是载振的头像，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大清国商部尚书固山贝子卫镇国将军载公振”——不止露脸，还被隆重介绍了一番。
那为什么要让载振“露脸”呢?信成银行的创始人周舜卿也解释了：“蒙贝子尚书颁给肖像谨敬摹写印入钞票，以增信义而杜伪仿，系银行中之有发行钞票之权者”。一是载振这位“贝子爷”，跟信成银行的关系非同一般，当然要借此标榜一下;二是载振的“贝子尚书”身份，那也是金字招牌，风风光光印上去，就能给钞票保值。确实，直到今天，在很多收藏家眼里，这款别致的钞票，依然是收藏界的珍品。
但是，这精美钞票的背后，却依然有很多发人深思的疑问。上海信成银行，虽然有着“中国第一家储蓄银行”的美誉，但这是一家纯粹的民营银行，怎么能堂而皇之的发行国家官方钞票?其实，这事儿才戳中了晚清一大毛病：混乱的货币发行。
自从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起，晚清王朝隔些年就挨顿揍，挨完揍后又挨宰，国家权益早给“宰”得差不多，尤其被列强钻了空子的，就是纸币发行。晚清的最后半个世纪里，英国丽如银行、渣打银行、法国东方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金主”纷纷在中国抢滩登陆，他们除了发行本国货币，还擅自发行各种“银两票”。1895年以前，各国列强的银行，就已在中国发行了价值两千万两白银的“银两票”，搂走巨额财富。
也正因如此，纸币也就渐渐成了晚清各界政要名流眼里，一块油水十足的大肥肉。待到晚清政府回过神来，也开始发行纸钞了，各路势力也就一拥而上。1895年，北洋铁路局开始发行“银元票”，之后的十六年里，不止大清的户部银行在发行钞票，内务府等衙门，都有自己的“银钱号”和“官票局”，各省也有各自的纸币发行机构。民间的钱庄银号也一拥而上。可以说，那时手里有点权的，都能在大清印钱。
如此一来，大清境内的纸钞，也就彻底泛滥。而熟悉经济规律就知道，这些五花八门的钞票，绝大多数都没有准备金。亮相的时候牛气哄哄，面值说贬就贬。还有一些钞票，比如当时“中国通商银行”“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只限于在北京广州上海流通。另外各省“官票局”的钞票，也只能关起门来自己用，一出省就是废纸。此外每年未经清政府批准流通的钞票，总额更在五百万两以上。晚清王朝的经济状况，闭着眼就可以想。
所以，上海信成银行“民营银行印钞票”的奇特现象，放在晚清年间，根本不算个事。而且就操作来说，这都算是晚清花花绿绿的钞票里，十分良心的一款。
如此乱象，晚清政府就没觉察到?其实他们自己也门清，更想过法子改革。1909年时，清政府曾颁布《通用银钱章程》，规定了各省发行纸币的限额，次年又颁布《兑换纸币则例》，但看看晚清当时的经济状况，就知这些只是小修小补，治标不治本。
因为晚清的货币乱，并不止乱在纸币一家，毛病更是多如牛毛。要知道，从“康乾盛世”时代起，货币发行就是清朝各级官员的肥肉，通过“火耗”等空子，大小官员们早就捞够了油水。到了清末时，别看国家风雨飘摇，可是这混乱的货币，依然是各级官员勾搭连环的食物链。改哪一条，都是牵一发动全身。
所以，1904年时，晚清的总税务司赫德(英国籍)，就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案》，美国“会议货币专使”杰瑞荷也提出了《中国新圜法觉书》。这都是全面消除陋规的改革思路，却因为牵涉了各方利益，最终不了了之。只能小修小补的晚清纸币，也就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直到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彻底结束了使命，变成了这段历史的特殊见证。
大清的落后挨打，积贫积弱，只看这款纸币，就可看到太多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