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不用孔孟之道的原因有两点：首先，儒家思想不比道家思想之韬光养晦的智慧，在“似乱非乱”时期之恢复民生方面，与道家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二来没有法家思想之严刑峻法的“霸道”，难以在百家余温尚在的时期以“霸道”之力统一思想。
而中庸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其“过犹不及”的思想。“过犹不及”思想时刻提醒后人做事不可偏颇，要实事求是，不偏不倚，而秦朝不过二世而亡的事实，也证明了极端会导致事物过早衰亡的道理。
1、秦朝属于“似乱非乱”的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温尚在
秦朝时期属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而天下之百家争鸣的余温还在，这个时候，虽然天下名义上大一统了，但是实际上还有点暗流涌动的意思。秦始皇这个时期，还是需要采取适合当时社会环境的手段，在文化和民生方面下一些功夫。秦始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重建战火后的家园，一方面是维系国内的民心，不让偏激的思想流行。
但是，秦始皇似乎更加倾向于用“由上制下”的压迫式方式，期待以法家之“严刑峻法”来维系国家平稳。看上去，在诸侯国战场上胜利的秦始皇，依旧最最关心的，还是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但这点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虽然中原大地归于统一，但是边境的匈奴时不时来骚扰，确实有些烦人。于是秦始皇大兴土木，修长城，加强边防，并利用一系列措施加强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视野可能还停留在“国与国”的对抗中，还尚未将目光从“国家抗衡”之战场上收回来。可能秦始皇没有注意，或者无暇注意到，常年经历战争的百姓渴望和平，渴望重建家园，渴望休养生息。
于是，好不容易从诸侯争霸的战场上劫后余生的老百姓以为要松口气，却马上又陷入秦朝之严刑峻法中。再加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温尚未熄灭，百姓还是比较“有想法”的，自然就容易民怨沸腾。秦始皇身居高位，又属于历史转折点的“千古一帝”，容易被有心人制造舆论推向风口浪尖。所以，从上述分析看，秦始皇还真不能选择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继续往下看。
2、儒家在恢复民生方面比不上道家的“韬光养晦”，在百家争鸣余温尚在的时期，也不适合用来统一思想
秦始皇时期，虽然诸侯大乱战结束了，但是人们的生活只能说是比战乱时期好了一点点，家园在战火中毁坏得不成样子，同时民间又有各种学说流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民心浮动，再加上国外还有强大匈奴虎视眈眈。百姓的生活，其实也算不上多好，秦始皇也并不能说在统一天下后就能松一口气。
秦始皇的当务之急，首先需要韬光养晦，恢复民生;其次，还需要统一思想，平定民心。而儒家思想自然比不得道家思想在韬光养晦上更能发挥作用，就儒家对于“礼仪制度”的坚持，往往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就容易产生不合时宜的耗费，比如丧葬、祭祀之礼等等。而在统一思想上，当时诸子百家思想余温尚存，儒家思想在其形式上又有鲜明的维护贵族阶级的特色，同时有没有法家思想的“霸气”，太温和，利益指向看上去又不一致，肯定难以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所以不管是从恢复民生来说，还是从平定民心来说，儒家思想都不太适合秦始皇时期。
3、中庸思想的意义：秦的偏激，就印证了反中庸当加快事物衰败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看中庸的意义。任何时候，极端了就不好，中庸思想给我们传达的就是不偏不倚，做事不能太过，也不能太不及。而秦始皇之严刑峻法、国家建设方面的大兴土木，显得就太过了;相应的，其在发展民生方面又显得太不及。于是，多种因素合起来，最后导致了秦朝的“短命”。所以，即便是拿秦朝做例子，我们也能看出，中庸思想的意义就在于告诫后人做事要根据事情情况把握度，不盲目折中，亦不极端偏激，避免出现“物极必反”之悲。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时期，天下处于“似乱非乱”之暗流涌动的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余温尚在，国内思想尚不统一，而且民生凋敝，又外有强敌，儒家思想一来没有道家思想之休养生息的“静”，对“似乱非乱”时期恢复民生“弊大于利”;二来没有法家思想之严刑峻法的“动”，难以在百家余温尚在的时期以“霸道”之力统一思想。所以，在尚处“竞于气力”的秦始皇时期，儒家思想还是显得相形见绌了。而中庸的作用，则在于表明“过犹不及”，告诫人们做事要在原则性的基础上把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