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国古代有所谓的三教，那就是释儒道。释就是源起于北天竺，现为印度的佛教。道是起源于春秋时期道家学派，最后发展为道教。儒一样是源起于春秋末期的儒家学派。这其中，道教是本土宗教，释教属于外来的，儒则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下一家独大，主宰了此后几千年的局势。
在古代尤其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情况下，脱颖而出的诸子百家随着六国覆灭而失去了可以发挥的舞台，此后的秦汉强势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只能容许一种声音，一种主张来作为国家的基石。
在这个背景之下，秦朝赖以起家的法家成为秦朝的支柱，汉朝前期则注重效法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的策略，经过一百年的积蓄，府库殷实、人民富足的现实，正是饱暖思淫欲，生产力的提高，财富的激增让汉朝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一些人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各种知识。
虽然当时诸子百家已经没有战国时期那种有利的土壤，很多早就式微了，他们所以能够依赖的无非是当权者的信任。在当权者没有扶持之前，还有更多的路需要自己来铺。这个时候各家的主张就奠定了各自的发展格局，在战国时代，各个国君的个人嗜好会给提供不同的土壤，但是，天下定于一尊，只需一种学术主张，避免混乱。
在这个前提之下，儒家的主张占尽了先天优势，由于一直致力于宣扬自己的学术思想，在秦汉时代，面对君王不同的嗜好，他们改变了方向，转而向庶民或者比较富裕的平民来兜售学术，来换取收入或者大家的认同。这样的主张，没有招来皇权的打压，于是，有教无类，儒家的门徒迅速扩大，甚至各支派也都茁壮成长，譬如孟子、荀子、春秋、谷梁、公羊等都遍地开花。相反的其他的如墨家因为私刑不被认可、法家随着秦王朝的覆灭走入低谷、侠客存在和官府争权的情况被打压、兵家天下稳定无用武之地、道家暂时的成为支柱产业。但是，碍于清静无为、与世无争的思想注定不会扩大影响力。
就是这样的背景，儒家孔孟的门徒在有教无类主张之下，迅速的扩大基础，四处游说当时的诸侯王，和地方长官。到汉武帝时期，已经遍及全国。但是，当时的情况并没有对他们多么友好。直到汉武帝的登基，命运之神终于给他们一次翻转的机会，汉武帝开创了较为公平的察举制度，即让察举制度更加的公平，或者说平民化，也开始种下了此后士族的种子。
被推举出来的董仲舒策应了丞相卫绾的主张，汉武帝采纳了这个意见，一则是为了加大中央权力，一则是认同了儒家的学说，可以更加高效的为帝王服务。后来，汉武帝又通过推恩令进一步削减了诸侯国的权力，至此，帝国彻底完成大一统。无论是诸侯还是学术思想都没有能力和长安朝廷竞争。
儒生学成之后，要想证明自己，于是寻求建功立业，亟需一系列有利于读书人的政策，这一些人则四处奔波，游说各地的诸侯王，最后游说势力进入长安，倒逼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国策，政策不断地向儒生倾斜。汉武帝的诏令让儒生们有了可以施展的舞台，于是更多的人倾向于，儒家学术，在这个过程中，孔孟被逐渐圣人化，他们的主张成为人间诸君不能违抗的障碍。
此后，无论谁入主中原，都要一本正经的大力弘扬圣人之道，反过来受圣人之道的门徒则积极的回报给他们施展舞台的人间君王，替他们尽自己之所能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
这个模式慢慢发展成了天子主宰庙堂，儒生独霸社稷的情况。君王与儒家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利益联盟。这个联盟脆弱的地方在于，君王隔三岔五就换一批，儒家的利益则完美地传承。这又使得君权无形中被束缚。
两汉400的长期统治，单一的小农社会，不需要过多的学说来，让察举制度根深蒂固，到汉末时候，几百年察举制度导致产生出来庞大的士族集团，他们互为姻亲，结成利益同盟，即使皇权也没有办法动摇这一些利益集团，士族集团权力顶峰是东晋时代，皇位得来不正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和士族绑在一起。最终演变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整个晋朝都完全衣服士族行事。这样的现实不得不让皇权重新思考选择自己治国的帮手。
但是，尴尬的是，帮手可以换一批人，但是他们的学说没有办法再换另一个，因为几百年的沉淀早就让儒家一家独大，诸子百家都变得很隐晦，而儒家的学说也是太平治世时期稳定人心所需要的。与乱世相比，儒家的学说更加的有利于太平世界，这让皇权对儒家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