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之辨的概念源头，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犬戎攻破镐京的惨痛经历给当时的中原诸侯国造成了严重冲击，孔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华夏与蛮夷的观念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这种观念的形成与出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华夷之辨这一观念不断发酵变化，在各个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对中国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形成华夏民族共同体有着积极的意义。
尊王攘夷的齐桓公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化，强盛的军事武功，兼容并包的胸怀气魄，为当时各民族间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同时，“夷夏之防”观念在唐代前后期也产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期间“夷夏”的划分逐渐从地域、血统、族群为主过渡到以文化因素为主要区分标准，这一主要区分产生于南北朝时期，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着精辟的论述。
兼容并包的大唐盛世
南北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胡人占据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历史情况。由于胡人占据少数，现实中需要依靠占据多数的汉族。因此，胡人政权对汉人的防备是无意识的举动，而并非排斥汉文化，他们大多积极推行汉文化，采取主动向汉文化靠拢的措施，来谋求政权合法性。关于“胡族”的范围界定，泛指非华夏文化的周边四夷以及入居内地的胡人。从四个方面可以分析唐代前期可以大量接受胡族内附的历史背景原因，一是历朝接受外族内附的传统政治政策;二是李唐皇室的母系胡族血统;三是长期的民族融合使得中原地区胡汉差异观念逐渐淡化;四是接受内附所能带来的益处，如人口、兵源、蕃将、土地、国际影响力等。
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唐前期国势强盛，文治武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在此期间，唐朝皇帝致力于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虽有华夷之辨的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为了维护唐朝在各族胡人中的共主意识。唐玄宗时期，唐朝国力臻于顶峰，对外虽然仍然强势，但是已经开始转入防御;而且唐前期文臣，大多都反对为征伐夷狄而消耗中国，主张“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
各族胡人的天可汗—唐太宗
唐玄宗时期，唐朝经安史之乱打击后，唐朝政府“夷夏之防”观念得到强化，“夷夏之防”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河朔藩镇长期不受中央管辖，受胡化影响较大，自成一个文化区域，成为“夷夏之防”的新对象;同时对于唐中央的蕃将，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对其表现了不同于前期的不信任，同样成为防御的新对象。
开元盛世开创者-唐玄宗
在朝廷内部打着夷夏尊卑有别的旗帜下，士人在对于“夷夏”的区分上，明确提出了以文化进行种族区分。这是唐朝时期提出的对华夷之辨的认识看法，唐朝对于“夷夏之防”观念的变化是伴随着唐朝的盛衰而变化的，而且以文化为区分标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传统的防御对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夷夏之防”观念的弱化。
随着唐朝实力的浮沉，唐朝皇帝眼中的“夷夏之防”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受到严重削弱。在内藩镇林立，在外四夷侵逼，中央政府权威损伤较重。为平定安史之乱，唐朝抽调安西四镇的精锐进入内地，吐蕃趁机在安西都护府辖地，四处攻略，胃口越来越大，最后甚至攻入了长安城。此时，回鹘乱于北方，党项乱于河南，东北契丹崛起，南诏非善与之辈。
唐朝周边的胡人zheng'quan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基于现实考虑，“夷夏之防”观念又兴起强化，如对归附朝廷的胡族蕃将仆固怀恩、李怀光等的不信任，对吐蕃议和的不信任，京西北八镇防御体系的建立，文坛上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也是对“夷夏之防”观念的强化推动，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曾言：“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思想也。”
而“夷夏之辨”是历史上已有的“夷夏之防”的产物，如果没有华夏和蛮夷之间的区分，就不可能有之后这种在文化层面的夷夏认同的防范;这种在文化概念上对华夏和蛮夷的归类区属，才有所谓的“夷夏之防”及其可能转变为现实的潜在利益冲突。
所以，在唐朝开始走向衰败的时候，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才产生了以文化分胡汉，不以民族论华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