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认为自己“功高三皇，德迈五帝”，王的封号已不满足他的野心，因此自称为“始皇帝”，意为自他而始，子孙后代可为万世皇帝。然而始皇既没，大秦由盛转衰，最终传不过三世，秦亡于秦王子婴手上。西汉时贾谊在《过秦论》中论秦亡的真正原因：“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朝覆灭的原因真的只是“仁义不施”吗?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一、秦法严苛，不堪重负
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秦国乃至秦朝的法律是先进的，在先秦时期，国家以礼治为主，社会推行礼乐制度;秦以后，则是人治时期，历朝历代皇帝为重，皇权凌驾一切，而只有自商鞅变法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一百六十年上下，中国走进了相对完整的古典法治社会，秦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外，作为一部战时法，在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中，商鞅所制定的秦法不仅是秦国傲视群雄的资本，而且其一直没有重大变化，哪怕是到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也几乎没有修改秦法就可以看出秦法的完备性。
然而就算再完备，秦法也只是一部战时法律，秦法基于战国社会的“求变图存”精神而生，在动荡不安的战争期间确实有效，却难以治理常态。对于统一过后的秦朝，疆域、人民都不是以前所能媲美的，没有改变的秦法对秦人来说早已习惯，而对新归顺的六国人来说却是“苛政”，尤其是倡导“自由”的齐地、楚地，秦法成了“繁重”的枷锁，屡屡因不知法律而受刑的六国人，自然因为严苛的刑法而“苦秦久矣”。
二、始皇骄固，天下苦秦
自秦再次统一，秦人扬眉吐气，而六国人的积怨却越来越深，不仅在于苛法，还有苛政。天下既定，人民本来可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然而日益骄固的秦始皇却再次颁发征集令，号召无数百姓修筑长城、秦直道、灵渠、阿房宫、陵墓，哪一件不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每日死于这些繁重徭役的人民不计其数，“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天下苦秦久矣”，道出百姓心中的怨恨，然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秦朝的皇帝——秦始皇。灭亡六国后，秦始皇将眼光放得更远，“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使那些翘首以盼可以回家的秦卒们不得不继续打仗戍边。一些方士投机取巧，为求长生不老的秦始皇献上各种所谓“灵丹妙药”与神仙传说，仅为一人的爱好，耗费帝国无数人力物力，偌大的秦朝，慢慢变成秦始皇一个人的王朝，而非天下的帝国，自然使得“天下苦秦久矣。”
三、始皇猝崩，奸臣当道
所谓“生老病死，人之常情”，没有人能够摆脱死亡，就连“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也不例外。难以想象在那个男子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的时期，统一天下的始皇帝不仅已有三十九岁“高龄”，还又进行了十二年高强度的工作，除了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确定郡县制之外，每天还给自己规定不批阅完一石公文不休息。然而令天下人都不曾想到，在他们心中屹立不倒的始皇帝猝然长逝，似乎一下子天都塌了。
“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李斯原意是等回到咸阳宫后再昭告天下，立秦始皇长子扶苏为二世。然而赵高害怕扶苏得势后自己风光不再，便联合胡亥、李斯作了假诏，立胡亥为二世。可没想到，原本对秦始皇忠心耿耿的赵高，竟然是大秦的“掘墓人”，仰仗胡亥对他的信任独断专横，不仅害死了在边塞的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还在之后逼死李斯，独揽大权，加速秦朝灭亡。
贾谊作《过秦论》，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因为汉文帝提倡以“孝”治国，又经黄老无为休养生息，汉初看似蒸蒸日上。然而贾谊敏锐发现，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下，汉王朝依然存在危机，因此才从上篇分析秦能强大的原因，又是如何由盛转衰，提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能让一个王朝由盛转衰当然不只有这么简单的原因，但“秦之过”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制度的不足，皇帝的能力直接影响整个王朝，历朝历代皆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