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古指帝王“建都”、“封邑”或 “称帝”之城。所以，古代都城指国家的都城及诸侯国、封国的都城，又称京城、国都，今称首都。秦、汉两朝，统治者均将首都选在长安，不过在隋唐之后，长安城“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一再被撼动，以至于，到了宋朝建国后，宋帝将都城迁至南方。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西晋灭亡以后，南方地区经历了东晋南朝的政权更替。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差距缩小、趋向平衡，这也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隋代北周建国，结束了晋末割据时代，让中原重新统一，成了中国历史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大一统朝代。
不过，在这个时候南方经济已可与北方分庭抗礼，在某些新兴产业上甚至远超北方，例：如茶、桑蚕等。值此之际，经济中心南移已经成了必然趋势。别看隋朝皇帝仍将没落已久的长安选做首都，但同时它还在南方修建了大兴城，在政治、经济上划分了东西两京。
在隋朝皇帝颁布的政令中，能明显看到重心南移的倾向，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就是为了促进南北沟通，便与控制南方而修建的。而大兴城之所以成为运河的中枢，也是因为隋朝统治者想将这座城市打造成全新的经济中心。
这种转变一直持续到唐朝中后期，当时国家国力急速衰退，内忧外患频发。长安遭到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及起义军多次侵犯，甚至，曾被黄巢占领两年。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长安，已经彻底失去了“经济中心”的地位，一句“城春草木深”道尽辛酸泪。
既然长安已失去了经济重心的地位，而且也无法给统治阶层的安全提供保障，所以，迁都已是大势所趋了。公元906年，朱温用刀架住皇帝的脖子，强迫皇帝将首都迁往洛阳，从这以后的封建史上，长安再也无法成为封建王朝的都城。
唐朝晚期，相比于南方来说，北方的形势更加动荡，很多少数民族发起的侵略战争及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北方，南方相对稳定不少。在此消彼长之下，形势稳定的中原东部及南部逐渐发展为全国经济中心，连位于此处的少数民族都开始向半农耕半游牧化发展。
中原北偏东区域，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这里的土地肥沃，农业基础较好。因此，后来登场的金、辽、蒙古，都是在北偏东地区发迹的。随着“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外族，中原失去了最后的屏障，位于东北平原、华北平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处的北京，逐渐受到了封建皇帝的青睐。
辽国于幽州建立南京，蒙古与金更是定都于此。相比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宋朝的皇帝未免有些不明智。本着经济角度考虑，将首都定于开封本无可厚非。开封的地理位置绝佳，历史上又没发生过大规模战乱，地处黄河流域，能够享受到前朝运河带来的惠利。
可以说，开封的经济发展前景是巨大的，但也仅限于经济发展而已。开封地处平原，易攻难守，以至于北宋屡次被外虏兵临都城。辽国曾打到开封附近，金国更是曾打下开封。可以说，开封的安全系数是历史上所有都城中最低的，以至于未来的封建王朝里，再没有统治者愚蠢地将首都定于开封。
到了南宋时期，宋朝被压制在江南，南宋皇帝在定都时再次错误地将都城选在杭州。当然，严格来说杭州并没有被正式定作首都，而是被称作“行在”，也就是临时都城的意思。显然，历史告诉我们，将“行在”定于无险可守的杭州绝不是什么好主意。
最终，蒙古的铁蹄粉碎了南宋最后的希望，谁也不能否认选错了都城是南宋皇帝下的一步臭棋。元定都北京，使北京首次成为封建王朝的首都。为了打造一座合格的经济中心，元朝统治者开凿了数条以北京为核心的运河，洛阳运河在元朝时期逐渐荒废，经济上已无法与北京媲美。
其实，朱元璋定都金陵，也只是看中了南方的经济上的优势。不过，在明朝建国之初，北方游牧民族仍是统治者的心头大患。朱元璋定都南京，也只是分裂时期的盘桓之策。国家统一后，若不迁都，以封建制度下糟糕的办事效率，政令无法及时传达到北方，北方还会屡次遭到外虏进犯。
在这一点上，曾受封为燕王的朱棣比他的老爹更有远见。从侄子手里夺过皇权后，朱棣立马进行迁都，定都北京。满清入关以后，立即将都城从沈阳迁至北京，可见，此时的北京地位已举足轻重了。清统建国后，凭借北京的地利，有效地钳制了蒙古，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