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和革命浪潮的迅猛发展，革命派同立宪派的矛盾冲突便发展到近于水火的地步。围绕推动中国进步究竟应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的问题，革命派和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它在20世纪初年已经开始，到1906年达到高潮。
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1906年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接连发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然后，又把这两篇文章合印成一本小册子，题名为《中国存亡之大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国民太劣”，没有自治能力，不具备共和国民的资格；发生革命必成内乱，招致列强瓜分，中国就将灭亡。“吾以为今后之中国，不容有三年以上之战乱。有之则国必亡矣。”
对此，《民报》很快作出回应。4月28日，以“第三号号外”单独印行的《〈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出了认为必须明辨是非的12个关乎中国存亡之根本的问题。
接着，《民报》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要不要社会革命等核心问题，对改良派的观点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驳。
作为《民报》台柱的汪精卫、胡汉民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1902年他帮一对兄弟代考，令二人皆中举，胡获“捉刀费”6000元银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得了的巨款。1906年夏季，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的章太炎东渡日本，接编《民报》，更让《民报》身价十倍，畅销一时。此三大才士，“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其对手康有为、梁启超也是海内第一流，他们因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贡献而有着巨大影响，许多人最初就是受其影响而接受新思想的。所以，两方笔战，脍炙人口，誉满神州，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据说，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
这场大论战，延续时间长，参与刊物多，影响甚大。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还在内地求学的高一涵回忆说：“我在先总喜欢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和《中国魂》之类的刊物。看到《民报》后，才认识到国家不强是‘政府恶劣’，而不是‘国民恶劣’，应该建立共和，不应该维持专制，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必须同时进行，种族革命绝不会妨害政治革命。”
因而，有史家断言：“没有这场大论战，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