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氏父子忙于整顿党、政、军事务的时候，迁徙到台湾的数百万居民也在忙着适应新的生活。然而这新的生活，却是一段长时间的混乱与贫乏。
萧志杰：全中国有地位、有钱的人都集中到台湾来了，但台湾原来的公务员不可能说“我(把职位)让出去给你当”，特别是有警察局局长的，你来了，我这个警察局局长不要当了?他还是给原来的人当。
我家乡原来在大陆的县长、县长太太跑到台湾来，他家住的房子跟狗窝一样，那是县长。他家吃的都是稀饭，那时候谁也顾不到谁。
而对于远离父母，只身一人来到台湾的少年高秉涵来说，这更是他一生中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当年他随军抵达高雄后，就因年纪实在太小而离开了部队。
高秉涵：我最痛苦的时间就是睡火车站那几个月，没吃的，没人管我，腿肿了没有力量。那个扫地的老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员工，就多盛一碗饭，没有菜，饭上弄点酱油给我吃，就跟现在讨饭的一样。我还拿着棍子，因为跟狗抢东西吃。我本来是一个很娇的孩子，我家里原本是有权有势的，也不缺钱，到了台湾变成孤儿了。我小时候吃馒头，吃不完就丢，邻居都说这个孩子将来是败家子;但是到台湾以后，我要看人家脸(色)，跟人要饭吃。
这样的日子不知过了多久，黑暗笼罩着他幼小的心灵。直到有一天在台北的街头巧遇家乡的小学校长，高秉涵这个在逃亡路上九死一生的少年，命运才算有了转机。
高秉涵：(她说)“你家都是读书的人，你要读书”，我说“我不要读，我想娘，我要回家”。她说：“傻孩子，回家没这么快，没那么容易”。我说：“那个墙壁上不是写着‘两年准备，三年反攻’吗?”她说：“那是政治口号，是他们骗人的，要读书。”
高秉涵被校长送到了台北建中的夜间部读书，而此时，同在台北的汪启一正在经受相思的煎熬。未曾向未婚妻告别，让他一直郁郁不乐。
汪启一：来台湾以后心情非常坏，未婚妻也毫无消息，而且又是跟她不告而别。
到达台湾以后，他很快被调入了情治部门，并被派遣到海外。借着工作上的便利，汪启一陆续有了一些未婚妻的消息，但却为时已晚。
汪启一：只晓得我未婚妻在上海受了很多苦难，人也已经过世了，当时我就很难过了。后来从我父母那里得到消息，她一直很忧郁，闷闷不乐，她父母劝她也没用，茶饭不思。
(父母转给我一封她写的旧信，)她在信上讲：“爸爸、妈妈，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们的面，但我自己感觉我的灵魂已经给了汪启一了，我的肉体不会给任何人，可能会给予上天。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当面叫你们爸爸、妈妈。可不可能呢?我自己都不敢想了。”我当时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非常难过，想尽办法怎样能对她尽一点力量，但也没有办法了。所以这是我今生遗恨终身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