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话题从一块旧碑开始，旧题“沁县城关关庙碑”(额题“威胜军新建蜀荡寇将[军汉寿亭]关侯庙记”)，立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为现存最早的关庙碑记实物。碑阳部分二千余字，碑阴部分三千五百余字，限于篇幅不迻录。雍正十三年纂辑之《山西通志》已有介绍：
沁州汉寿亭侯庙：宋仁宗时侬智高陷邕州，铜川神虎第七军以矫捷应募。行次荔浦，祷于祠下。广源以南地，多深林，蛮伐木塞路。忽大风卷卧木，军得并进。及战，有神兵旗帜戈甲，弥亘山野。敌顾望恇怯，军遂大克。归建庙。李汉杰撰记。①
唯系节要，未窥全豹，其中还将北宋仁宗朝征侬智高与神宗朝伐交趾两事混为一谈，是一误焉。该碑全文载中华书局《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下称《辑考》)，据介绍：
该碑为北宋现存三通舞楼碑刻之一，非常珍贵。碑高120厘米，广76厘米，正书。笏头方趺，额篆“威胜军关帝侯新庙记”九字。碑存沁县石刻博物馆内。
作者李汉杰，乡贡进士(举人)。书丹者王汝翼，进士，入乾隆《沁州志·选举》卷。其余生平无考。文中所记关键人物任真，《沁州志·职官》仅言元丰年威胜军指挥使。②
其余还有一些介绍，但亦有浮泛错讹，未能得其情实。“关羽崇拜”的形成发展自有其深厚的宗教性原因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且略早于三国小说化进程，故应当视为独立并行且又相互关联影响的两条线索。这块碑刻就是一个证据，它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民间祭祀关羽纪实，且对重新认识宋代祀关风气的形成、原因、基本信众及“说三分”的状况，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需要进一步笺释，方能发覆真相，以便研究者更好地利用。拟先由碑记所述北宋对三国历史及关羽的评价谈起，渐次而及立庙缘由与立碑人群体的考证，最后探及苏轼所述“说三分”故事的社会背景。
尊刘的“三国观”
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③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北宋文士一度轻视三国史，景德二年(1005)五月戊辰，宋真宗曾“幸国子监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馆阁诸臣“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④。范仲淹(969—1052)词则说：“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刘伶共一醉。”⑤王安石(1021—1086)也曾吟咏说：“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⑥更不必说欧阳修《正统论》和司马光《资治通鉴》这样重要的史学著作，都毫不隐晦地“帝魏”，主张以曹操为三国“正统”。少年苏辙(1039—1112)在《三国论》中说：
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⑦
但到宋神宗时，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赵顼就屡以刘备自拟。《宋史·王安石传》言：“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熙宁三年(1070)王安石欲辞相位，宋神宗挽留，“引刘备托后主于诸葛亮事，曰：卿所存岂愧诸葛亮，朕与卿君臣之分，宁有纤毫疑贰乎?”⑧
可知宋廷中的三国“尊刘”倾向，实已于此时形成。这篇碑记的立意，正是从苏辙所谓的“世之言者曰‘孙不如曹，而刘不如孙’”开始议论的。李汉杰以“苍鹰逢秋”比喻刘备，以“猛虎踞山”比喻孙权，以“孤鲸跨海”比喻曹操。尤其推重刘蜀“得士冠于一时。孔明运筹，关、张御侮，魏与吴不敢出师西顾剑门，忌三人耳”。继而又以关羽、张飞比较，“世言魏之张辽，吴之周瑜，可与并驱争先”，但“张辽胆薄，岂孙权之比;周瑜智小，非曹公之敌”，并大胆设言：“愚谓案其风绩，较得失而论之，则飞可在前，辽当居后，而瑜处其中。”并隆重推出关羽之雄，犹甲于三国诸将：“曹公明略盖于天下，闻其威名，勇气几夺，况下者乎?每建旗临阵，作愤轩昂，横刀而前，□奋于臆，顾眄小宇宙，叱咤生风霆，□上冲□□□□□。万众睹其勃如之色，人人不寒而股栗，虽生而魄碎。”仅言及此，犹且“识将军之面，而未识将军之心”，遂揭出为文主旨，大力颂扬关羽的“忠且义”，“后之知将军者，不独取其临战却敌之威，而取其佐君之忠，行己□义”，其所举事例，亦为“报曹公杀颜良，解白马围，功成弃赏，脱身还蜀。去就两端，不负主知”，及“善攻有术，不在矢石，在于权[谋]，[临]机制胜，密不可窥。坐降于禁，而威震华方”，故“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
总括全文，作者虽未如后世理学贬斥曹、孙为“汉贼”，但于三国群雄中独推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意旨显豁。考虑到其撰写时间实与苏轼转述王彭所言“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⑨相去不远，但何地“薄劣小儿”，何以出现这种“尊刘”情结，耐人寻味。
此外，立碑日期署为“孟夏望日”，正当五月十五。鉴于这是目前为止最早的有关五月中旬祀关的记载，敬望读者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