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康熙遗诏”的出台与作用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康熙驾崩于畅春园。按雍正自己写成的《大义觉迷录》所言，康熙临终时将遗言宣付负责禁卫的隆科多，由隆科多传口谕，令雍正入继大统。据《上谕内阁》记载，三日后即十六日，胤禛公布了所谓遗诏，且只宣读了满文本。无论如何，从中可以证明一件事：即现存所有“康熙遗诏”，至少都是在十一月十六日后再行做成，在十三日康熙帝驾崩时，只有口谕而已。因此，这次三体文字合璧的辽诏，恐怕更晚于现存汉文诏书与满汉合璧诏书，据此定案说服力有限。
所谓改诏说大致有二，其一较为流行，即“传位十四子”改“传位于四子”或“传位第四子”；其二为“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名）”改为“传位于胤禛”。两种说法都曾引起学界辩驳，本次辽诏出现，很多人也从三种文字的写法来论证改诏为不可能。但实际上，无论诏书是以汉文、满汉文还是满蒙汉文写就，改诏说从逻辑与事实两方面本身就都难以说通。改诏一事风险极大，不论任何高明的写手，都难保不留下痕迹，容易欲盖弥彰、弄巧成拙。而且如果冒着风险改诏，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康熙曾公开表明自己已拟好遗诏，并宣布于某处保存。第二，诏书当于皇帝驾崩之时当众取出宣读。否则，根据前文所论遗诏的性质，则改诏不如重新制作一份诏书便利。康熙是于出猎途中突发疾病，至畅春园休息而突然驾崩，而任何史籍都没有言明已有遗诏。退一步讲，就算史籍都经过雍正即位后的修改消除了痕迹，也很难想象康熙出猎会随身携带遗诏。而三日后才发布诏书，不难看出雍正有时间有条件制作诏书。故而改诏一说，本来就于情于理难以成立。因此辽诏至多证明雍正没有改诏，依然无法成为判断雍正皇帝即位情况的关键证据。
2、关于雍正即位的一点看法
为了澄清社会上关于满汉关系、皇位正统性以及其他于己不利的种种流言，雍正七年，雍正亲自写了《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其中有他对即位情况的自述：当时胤禛替代其父在天坛祭天，听闻康熙身体不适，屡次请求探视均未果。但十一月十三日，突于祭所接到召见通知：“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
这段记载即为隆科多所传上谕，也是后来遗诏的内容。但对于它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根据雍正自己的说法，他是在京诸皇子中最后一个到达畅春园者，而当时，康熙已告知在场的诸皇子与隆科多，胤禛将即位为帝，只有他本人因晚到而不知。“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据此则他到后与康熙曾有一段关于病情的交谈，但其间康熙并未透露让他继位的意思。直至康熙驾崩后，方由隆科多宣诏告知。
必须注意到，《大义觉迷录》颁布时，雍正帝所述的诸位见证人中，主要政敌阿其那（八子允禩）、塞思黑（九子允禟），以及传诏大臣隆科多等或已死或被圈禁，而允祥等乃雍正帝最为信任的心腹。因此这些见证人几乎不可能发表任何异议。故难以轻易判定其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