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性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性爱、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
晋初孙绰所作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覆后女子欢悦“颠倒”的感觉: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其后的《子夜歌》里更写道: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性爱: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些诗中的女子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男欢女爱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进行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和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性爱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玷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