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都不会容忍官僚集团贪污腐化，因为官场腐败会腐蚀整个统治阶层的权力基础。但今人一直有个成见：以为古代政府反腐败，只靠人治的手段，而未能够建立严密的制度。其实，任何一个享国超过二三百的王朝，如果没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败的制度，又如何可能维持这么长久的统治?
在今年春天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作家二月河说，“有人主张高薪养廉，我不同意，历史上工资最高的时候是宋朝，‘公务员工资’是汉代的6倍，清代的10倍，但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我赞同“高薪未必养廉”的观点，都若说“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那确实是小说家言，当不得真。因为，如果说到腐败的严重性，无疑以“政由贿成”(即系统性、制度性的腐败)的晚清为最。清末官场之腐败、吏治之溃败，让当时的一名体制内官员——云南学政叶尔恺也感叹清王朝已丧尽合法性，不亡无天理。
宋代当然也产生过一些大贪官，但毕竟并未形成系统性、制度性的腐败。从制度安排的角度来说，宋代建立的反腐败机制还是非常周密的。比如在控制公款吃喝方面，宋朝创立了“公用钱”制度，即由财政拨给地方官一笔“公用钱”，类似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长官也不能乱花公用钱，必须用于公务接待，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使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若公务接待违反了法定标准，即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
同时，宋政府又设立“券食”制。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什么职务的官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发给“券食”，按什么标准发放，政府都有非常细致的立法作出规定。“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对于任何政府来说，完全取消公务接待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也是断不可行的。关键是如何遏制不必要的公款吃喝。宋代创立的“公用钱”与“券食”制，看起来很有现代性。换言之，这是现代国家完全可以拷贝、施行的制度。
今天的人还特别爱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来说明腐败产生的机制：“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其实阿克顿所说的道理，我相信宋朝的制度创建者也是明白的，因为宋朝的一切制度设计，均遵循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在的说法，便是通过分权与制衡，防止出现绝对权力。宋人吕祖谦描述过宋朝的权力制衡机制：“大臣权任太重，恐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谏以纠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其中来自台谏的制衡权尤其强大：“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宋代是台谏权最为发达的一个朝代，代表监察权的台谏系统获得了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独立地位。宋人经常将“执政”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明晰地认识到，行政权与监察权乃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应该让两者分立、对峙。这便是古典中国的“二权分立”思想，现代公司治理的“执事”(经理层)与“监事”二分制，可能便是从中汲取了灵感与智慧。
强大的台谏系统，发达的监察权，构成了宋朝最有力的反腐败机制。如南宋初，宋高宗诏令：“如人吏受赂及故违条限，仍许御史台检举送大理寺，依法断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后来孝宗皇帝也下诏：“诸路监司郡守不得非法聚敛，并缘申请妄进羡，违者重置典宪，令御史台觉察。”
从实际效果看，作为权力净化机制的台谏制度，是运作良好的。一个宋朝官员如果被台谏官弹劾涉嫌贪腐，通常都会受到查处。宋仁宗时，有个叫做苏舜钦的官员，在过“赛神会”这个节日时，将单位的旧报纸卖了，换成一笔小钱，叫上几位同僚去喝花酒，结果这事儿被台谏官举劾，导致苏舜钦被“削籍为民”，参与聚饮的其他人也“皆斥逐”。苏舜钦还只是一个小官儿，仁宗朝的宰相梁适，也被台谏官弹劾有贪贿之事，虽然梁适贵为宰相，位高权重，但台谏官也不示弱，再三发起弹劾，最后迫使皇帝不得不将梁适罢相。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显示了在行政权与监察权分立的权力构架下，独立的台谏系统确实可以及时发现并清除行政系统的权力腐化问题。
只是在政治昏庸的时候，如北宋末年，这套权力净化机制才似乎失效了。但我们不能说，宋人并没有建立一套有效控制腐败的制度。实际上，控制腐败的制度还是摆在那里，只不过它被搁置了，停摆了。对于今人来说，大概可以从宋朝反腐的得失中获得一个启示：建立控制腐败的制度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让这套制度一直保持有效的运转。